八一九事件（1991年8月19日—1991年8月21日）指在前苏联发生的一次政变事件，该事件又被称为“苏联政变”或“八月政变”。
20世纪80年代，延续了50多年的斯大林主义社会模式暴露出经济效率低下和管理僵化等问题。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以为首的新一代苏联领导人开始对苏联社会进行根本性改革，而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反而导致经济形势开始恶化，同时，改革经济引发了政治、社会、民族问题。而“9+1”模式引得多数党政人物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与迷茫。8月18日晚，以苏联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为首的政变派于克林姆林宫展开会议，确定了政变的基本方针。
8月19日凌晨4时，苏联政府以根纳季·伊万诺维奇·亚纳耶夫为首的保守派希望废除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及其进行的改革，并欲借紧急状态委员会挽救即将走向解体的苏联。凌晨6时，以亚纳耶夫为首的三人发表声明，称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因病无法再承担总统一职，而由他本人代行总统职责权力，同时宣布苏联进入紧急状态，并成立了可行使国家全部权力的，并由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为首的八人构成。政变领导者想借以此次政变来挽救苏联，他们首先派出军队至莫斯科附近提前做好防备。还发表声明告诉群众是想以此次政变来挽救苏联，另外，还通电其他国家，希望以此获得国际上支持，一开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获得了部分苏联内部的支持。但另一边，反政变活动随之运行，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号召举行政治罢工，抗议保守派的行动，以此表示反对政变。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势力逐渐衰弱。最终，政变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完全控制局势告终。随后便恢复了曾与全国中断的联系，苏联国防部撤回了部署在紧急状态地区的部队。苏联内阁发表声明表示完全执行总统的指示。此次政变在三天之内结束，迅速恢复了戈尔巴乔夫的总统权力，但此次事件极大削弱了苏联共产党的力量，宣告挽救苏联的计划彻底失败。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皆被逮捕、审判，也宣布了八一九事件彻底结束。
八一九事件加速了苏联解体进程，苏联统一局面被打破，导致地缘政治和经济结构大变，多个加盟共和国先后宣布独立，苏联逐渐解体，同时，八一九事件激发了苏联内部民族主义运动，承认各民族自主权利，推动本土化和多元化进程，同时，八一九事件对中国改革开放产生影响，引发中国领导人对苏联解体原因的深思，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和政策产生一定影响。
事件背景
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硬性计划经济体制在上世纪30年代建立，并成功完成了工业化任务。然而，因苏联居民的社会经济需求不断增长，硬性计划经济体制逐渐不满足苏联民众需要。为解决人与生产手段和劳动成果相离异的现象，1985年上任的苏共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于两年后开始了他在经济与政治上的改革。但是，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反而导致经济形势开始恶化。从而引发了政治、社会甚至民族问题。而在缺乏经济改革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转向政治改革，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政治体制的矛盾。在此情况下，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被削弱，而各共和国的权力开始扩大，联邦和中央展开了争夺权力的"法令斗争"。
戈尔巴乔夫上台
1985年3月10日，苏共总书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去世，次日，54岁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三月非常全会上当选为苏共总书记，苏联全国上下对这位年富力强的新领导人充满期待。同年，4月23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四月全会上做了题为“召开苏联共产党例行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及有关筹备和举行代表大会的任务”的长篇报告。戈尔巴乔夫在这个报告中，阐述了自己的内外政策，并首次提出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戈尔巴乔夫强调，按照列宁的理解，继承性意味着不断前进，发展和解决问题，消除一切阻碍发展的东西，完善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制度改革
经济改革
20世纪80年代中期，延续了50多年的斯大林主义社会模式暴露出经济效率低下和管理僵化等问题。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以为首的新一代苏联领导人开始对苏联社会进行根本性改革。针对苏联经济存在的“停滞”情况提出了“根本改革经济体制”和“加速经济发展”的战略。并提出了15年计划，并意图在2000年使民众收入翻倍并且工业产能翻倍。但是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体制改革受到传统利益集团的阻挠，改革遇到阻力和困难，进度缓慢。其次是在提出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改革引起了社会混乱，经济改革被政治斗争打断，导致经济形势恶化，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失败。
同时，联盟经济基础逐渐丧失，苏共中央在经济权限上开始对各个加盟共和国让步，如1988年10月“人民阵线”举行大会通过了经济纲领，提出境内的工业企业交还本共和国；征税办法和税额由本国预算再向联盟缴纳共和国税，时苏共中央未有表示，1989年9月，提出扩大各个加盟共和国的权利将加盟共和国与的经济关系建立在合同的基础上。但是这一方案并未解决问题，而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陆续宣布主权与经济独立。
政治改革
根据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改革方案，1989年上半年，随着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从"党集中领导国家的制度"过渡到了以民主选举为基础的"苏维埃制度"。戈尔巴乔夫在全民公决中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并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在此会议中，出现了许多针对苏联的批判和指责，发言者们认为摆脱苏联是对苏联的帮助，还有专为破坏党的威信为精心策划的行动。苏共逐渐丧失了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并且出现了许多反对立场的社会运动。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导致民主派和分离派兴起，前者要求多党制民主，后者要求退出苏联。为获得支持，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改变改革方案。他希望通过这一举措进一步边缘化保守派，并选择社会发展的方向。然而，他的改革却导致了民主派和分离派的兴起。1990年初，社会动荡，500多个政党和组织反共。苏共失去先锋作用。最终，在1990年3月的人代会上，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多党制，取消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将国家权力的运行机制改变为政治中立的总统制。
民众生活
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初期是为了加强计划经济，而并非向市场经济过渡。他的目标是提高苏联的工业产出以追赶美国，扩大机械制造成为首要任务。在改革中，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主张扩大企业自主权以提高企业利润和工人工资。但与此同时，轻工业的空间被继续压缩。他上任后开始大幅削减国防、安全和支柱军工企业的预算，导致武装部队得不到新式武器装备，并削减对加盟共和国的财政援助。与此同时，不断从西方大量贷款大量购买进口食物、小麦、肉类，导致苏联外债增加了2倍。1990年初，经济出现负增长、卢比贬值、供不应求，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国民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苏联在1988年下半年至1990年消费品供应紧缺。洗衣粉、香皂、练习本、卫生纸等日用消费品严重脱销，耐用消费品如冰箱、洗衣机、电视机、吸尘器也很难购买到，即使偶尔有货摆出来，也需要凭发放的购货证进行购买。苏联的消费市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抢购热潮，商店几乎被扫荡一空。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等城市的市场上，人们已经无法找到男西装、女时装、大衣、女鞋、男袜、童装以及各类服装面料和炊具。据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苏联从1985年到1990年，不脱销的食品比例从16%下降至2%，布料、服装和鞋的比例从18%下降至9%，家用电器的比例从22%下降至5%与国营商业不景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集市贸易价格飞涨，农贸市场的价格异常高昂。例如，肉类每公斤售价30俄罗斯卢布，达到国营价格的15倍；鸡蛋每个售价2卢布，为国家价格的8倍；蔬菜价格一般是国营价格的3-4倍。此外，苏联各地出现了自由议价的寄卖商店，那里的彩电、冰箱价格比国营牌价高出3-4倍，一条牛仔裤售价可达100卢布，皮夹克更是高达1500至2000卢布。
政治博弈
随着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分离势力崛起，对中央权力构成挑战，鲍里斯·叶利钦代表加盟共和国与戈尔巴乔夫代表的中央权力开始了争斗。同时，改革派分为了维护联盟派（新“保守派”）和重构联盟派。并且谈判中的“新奥加廖沃进程”和“新联盟方案”成争议焦点。政治局势变化逐渐出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意料，改革进程被动应对。之后戈尔巴乔夫及中央权力对政局、社会掌控能力减弱，后续发展道路选择权逐渐落入反对派手中。
“9+1”模式
在苏共二十八大宣布建立“新的主权共和国联盟”后，加盟共和国先后发布了“国家主权宣言”。同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新党章明确苏共将转变为具有社会民主导向的议会政党，苏联由“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改为“主权的联邦制的民主国家”。苏联中央政府和大多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为形成政治平衡，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了挽救即将崩溃的国家，提出了总统与苏联九个加盟国签订条约的“新联盟”计划，组成新奥加廖沃“9+1”合作模式。
政变筹备
方案制定
1991年上半年，戈尔巴乔夫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转变，转向了“激进派”立场。戈尔巴乔夫向鲍里斯·叶利钦作出了一些重大让步，包括修改联盟条约草案等。预定8月20日签署新的联盟条约，修改宪法，改组联盟中央政权。同时，苏共内部的矛盾和分化进一步加剧，戈尔巴乔夫的方针受到党内一些人的强烈谴责。1991年6月12日，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总统，7月20日发布“非党化”命令，要求解散机关、企业和军队中的苏共组织。俄罗斯议会通过一些私有化法律，加速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同年8月4日，戈尔巴乔夫离开莫斯科前往克里米亚半岛休假，乌克兰等领导人奉命迎接。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休假时期，苏联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和苏联政府总理巴普洛夫成为了莫斯科的最高领导人，而其他领导人也多因病或休假未能掌控政权，在这段时间内，苏联政权基本掌握在反对签订联盟条约的人手中。而戈尔巴乔夫在离开前，曾指出，如果情况紧急可以采取宣布紧急状态，克留奇科夫、德米特里·亚佐夫、巴克拉诺夫、舍宁、亚纳耶夫等人几乎每天都会给休假中的戈尔巴乔夫通报情况，但是却没有通报关于紧急状态的事情，但总是会提及苏联现在处于危机关头，引得戈尔巴乔夫不满。8月6日，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在莫斯科城边进行了一次会晤，并与苏联多个重要人物讨论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关于紧急状态的方案，该讨论进行了一个星期，而制定紧急状态有关部门与人物也越来越多。
政变策划
1991年8月15日，《莫斯科新闻报》发表新闻透露出新联盟签订条约将于8月20日签订，因新联盟条约签订消息的走漏，多数党政人物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与迷茫。于是次日，政府会议召开，多数党政人物对此条约提出了疑问。苏联党外的部分政治力量认为，一旦在8月20日签署了“新联盟”条约，不仅苏共的地位会再被削低，而且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也就会被改变，苏联会由社会主义联邦国家转变为松散的南北战争国家，对此，他们决定赶在8月20日签订新联盟条约前采取行动，阻止签署此条约。
1991年8月17日，以巴普洛夫为首的政变人员于列宁大街的据点进行会议，同时，德米特里·亚佐夫、巴克拉诺夫和舍宁都对此次会议进行了表态，并且决定说服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此次条约签订进行延迟，次日，巴克拉诺夫和舍宁等人乘坐专机与戈尔巴乔夫会面并商谈了此事，但没有结果，随后巴克拉诺夫和舍宁便对戈尔巴乔夫进行了软禁。晚上9时，根纳季·亚纳耶夫、瓦连京·帕夫洛夫、巴克拉诺夫、亚佐夫、鲍里斯·普戈、克留奇科夫、斯塔罗杜布采夫、季贾科夫等苏联高层聚集于克里姆林宫，并在此期间，巴克拉诺夫向副总统亚纳耶夫汇报了莫斯科及戈尔巴乔夫的情况，随即亚纳耶夫决定加入政变行动，并确定了政变的基本方针：对外宣布总统生病，由副总统签署实行紧急状态法令。会议持续到8月19日凌晨3时，并于凌晨4时开始了政变行动。
事件过程
政变夺权
1991年8月4日，戈尔巴乔夫带着家人到克里米亚半岛别墅度假，离开之前签署了一个条令，该条令要求内阁和各加盟共和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在8月18日的晚上，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向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下令，要求对戈尔巴乔夫实行隔离并切断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8月19日凌晨4时，克格勃派出塞瓦斯托波尔团封锁了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福罗斯湾的别墅，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及其家人遭到软禁，克留奇科夫要求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辞职，另一方面，克格勃世界十大特种部队阿尔法特种部队暗中包围了鲍里斯·叶利钦在莫斯科郊区阿尔汉格尔斯克村的别墅，并在这座别墅附近的所有路段布置了岗哨，。
8月19日凌晨4时30分，国防部长亚佐夫给各大军区、各军种和空降兵司令员以及所有国防部副部长发去秘密电报，并命令所有部队进入战时状态。凌晨5时30分，亚佐夫再下命令，要求部队装甲师和空降师分派部分兵力进驻莫斯科。凌晨6时左右，俄罗斯方面的一个坦克团、一个摩托化步兵团和部分空降师加小股部队已接近莫斯科的环城路。
8月19日凌晨6时，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三人发表声明，称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无法因健康问题无法再承担总统一职，而由他本人代行总统职责权力，同时宣布根据苏联法规不分地区从8月19日4时起进入为期六个月的紧急状态，并成立了可行使国家全部权力的紧急状态委员会，而其中成员由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和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为首的八人构成。同时委员会发布了《告苏联人民书》，文中指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得苏联陷入死胡同，并承认紧急委员会会采取措施使国家走出危机。随后委员会连续发布两条命令，要求各级政府和管理机关无条件实施紧急状态，并垄断报纸发行机构。同时，苏联内阁举行会议表示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最后亚纳耶夫发表了《致各国国家元首书》声称此次的措施是临时性的，目的在于挽救苏联，同时承诺会依旧承担该有的国际义务，以求得到各个国家的谅解。
8月19日上午9时，苏联军队驱车开进莫斯科中心，装甲车和坦克占据了国家重要机关阵地和交通要道，11时，国家紧急委员会发布1号命令，要求各级政权切实遵守紧急制度状态，并要求立即解散各种非法组织和武装同时也禁止民众进行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还对苏联内舆论进行监督，取消了苏联境内调拨食品和消费品等物资的限制等。
反政变行动
8月19日上午，以俄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领导人发表了《告俄罗斯公民书》，他们宣布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决定与命令都是违法的，并指责其为反动政变，并呼吁俄罗斯公民采取回击，紧接着，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政府大厦召开记者会，并提出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一切决定均是违法的，应该判处国事罪，同时召集外国使节，呼吁全世界关注苏联的此次事件并给予相对于的道义支持。同时，叶利钦还致信苏联军队与内务部官兵，要他们做出正确的决定，随后叶利钦登上一辆坦克上呼吁俄罗斯人民展开总罢工以此进行抗议与回击，在西方各国的呼吁和鲍里斯·叶利钦的号召下，大量群众走向街头示威游行，并阻拦执行紧急状态任务的坦克车，构筑路障保卫俄罗斯议会大厦。
8月19日上午10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在克里姆林宫集合，并对当前形势做出了总结，并对当前形势表示满意。少有几人听取了俄罗斯发起的全面罢工呼吁，但同样也没有多少人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告示当一回事。坦克停在莫斯科的正中心，孩童在上面玩耍，官兵与民众在进行交谈，民众认为没有必要发生流血事件。上午11时，舍宁召开苏联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随后通过会议表示全方位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工作。
临近上午11时，俄罗斯的坦克、装甲车和空降兵部队到达俄罗斯白宫附近，随后在中午12时15分，鲍里斯·叶利钦向周围民众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并宣读了上午签署并发散全国的《告俄罗斯公民书》随后，便在俄罗斯议会大厦签订了第50号总统令，同时再次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决议都是违法的，在俄罗斯一律无效。
8月19日中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颓势凸显，原定于12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被迫推迟，其紧急召开20余人的内阁会议中，仅有五人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表示支持。
同日下午，以叶利钦为主的“业务管理小组”成立。该小组是由俄罗斯联邦副总理洛博夫、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克拉萨夫琴科和俄罗斯联邦国务委员会成员亚布洛科夫领导。苏联国内开始形成两大对抗阵营，其一是以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为核心，支持者们认为成立该委员会和个别地区实行紧急状态是非常正确的阵营；另一个是以鲍里斯·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业务管理小组”为核心，向群众宣传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和命令是非法的、反宪的政变的组织。
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下午5时于苏联外交新闻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由根纳季·亚纳耶夫主持，在此次发布会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谈到了改革失败和转型方向，并许诺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病好之后将继续由其掌权，并表示即将与叶利钦达成合作。但此次发布会并没有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博得群众信任，许多民众认为他们对于自己发表的言论没有自信，回答的问题也十分的空泛。8月19日晚，苏联内部分报纸被宣布停刊，其中包括《莫斯科新闻》《独立报》等。同时，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于8月26日召开非常会议，同日，苏联内多数民众与官员表示对此次政变感到迷惑与恐慌。
政治罢工
8月20日，苏联内各大报社刊登的都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如《苏联领导声明》《对苏联人民呼吁书》《对国家和政府领导的呼吁书》以及《关于在莫斯科实施紧急命令的主席令》，同时，报社还刊登了俄罗斯领导人的呼吁与决定，如《俄罗斯领导人的立场》等。
8月20日清晨，“白宫”周围聚集了超五万民众，民众在此地搭建起简陋帐篷，但并没有发动暴动或者是暴乱行动，而军队方面也都不想发生流血事件，苏联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公开发表“不用武力反对人民”。上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先是宣布撤销鲍里斯·叶利钦在19日发表的所有命令，同时撤销保卫白宫的命令，最后宣布莫斯科从凌晨23时到凌晨5时进入宵禁状态。而叶利钦方面于8月20日上午发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呼吁书，要求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24小时内安排叶利钦等人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会见，并立即组织一个专业的医疗组织对戈尔巴乔夫进行医疗鉴定，同时要求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撤回驻地，保证各领导人的安全，同时还呼吁解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并废除其一切的决定与指示。
8月20日下午，鲍里斯·叶利钦签署命令，宣布将履行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司令职务，并任命新的列宁格勒的司令员和俄罗斯国防部长，同时叶利钦还与当时英国首相梅杰，呼吁西方施压，以释放戈尔巴乔夫，同时俄罗斯的其他领导也逐渐取得指挥权力，并取消了部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如撤军与不实行紧急状态等，同时开始陆续迫害共产党人。一方面，以哈萨克斯坦领导人为首的四联邦首都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是违法的，并要求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另一方面，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本想调动军队占领俄罗斯联邦议会大厦，但被大多数军队拒绝。
8月21日凌晨，苏联红军坦克、装甲车奉命向俄罗斯议会大厦进发，叶利钦支持者与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军队发生冲突，军队两辆装甲车被焚毁，三名群众死亡，因此次冲突，军队停止前进，退回原地。上午10时，苏联国防部决定从实行紧急状态的地区开始撤军。同时，莫斯科也开始宣布取消宵禁，随后，苏共中央书记等纷纷公开表态，并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下午1时，鲍里斯·叶利钦发表讲话称已控制俄罗斯联邦境内的武装力量。
下午4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苏共中央副总书记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以及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克留奇科夫、德米特里·亚佐夫和季贾科夫飞往克里米亚半岛，与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会晤，试图让戈尔巴乔夫站到他们这一边来。得知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和季贾科夫前往克里米亚与戈尔巴乔夫会见的消息后，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决定派遣俄罗斯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和总理西拉耶夫同样前往克里米亚与戈尔巴乔夫会面。
政变失败
19时30分，戈尔巴乔夫与部分国家紧急委员会成员会见，并拒绝与亚佐夫等人会见。19时35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副总统代理总统一职的行为是违法的。20时10分，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宣布重新恢复对国家的控制，七分钟后，苏联检查员发表公告，并指出国家紧急委员会成员行动犯了国事罪，并提出诉讼，同时派出专员调查。深夜，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相继被捕，或受到审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鲍里斯·普戈于家中开枪自杀，至此，八一九事件彻底宣布结束。
最终结果
保守派发动的“八一九事件”三天时间宣告破产，在与鲍里斯·叶利钦势力的三天较量中，国家始终迟疑不决，行动缓慢，也没有真正控制军队，而是幻想着对手的退让以及与对手的政治交易，从而丧失了扭转局面的最后机会。
苏联委员会
8月22日，返回莫斯科。宣布废除国家状态委员会，解除所有成员现任职务。克留奇科夫、根纳季·亚纳耶夫、亚佐夫和季贾科夫被逮捕，巴克拉诺夫接受审问，鲍里斯·普戈自杀，帕夫洛夫在医院受监护。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发表声明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开除党籍。谢尔盖元帅于22日自杀；苏共中央事务局长克鲁奇纳于26日跳楼自杀。“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被逮捕、审判，保守派发动的“八一九事件”三天宣告结束，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实际上加速了苏联的解体，也使得想通过签订联盟条约维护主权国家权力的梦想破灭。
苏联国家方面
8月22日，宣布苏联红军中共产党基层组织非法，要求中止活动，鲍里斯·叶利钦宣布暂停苏共报纸出版，相继拆毁苏共历史纪念物。8月23日戈尔巴乔夫会晤9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时就催促着签署联邦性质的联盟条约，但最终联盟条约改为“主权共和国自由联盟”，白俄罗斯、乌兹别克等国宣布独立，脱离原来的成为主权国家。新的苏联必须具有性质。与此同时叶利钦宣布俄罗斯保留修改边界问题的权力，目的是使各加盟共和国有所收敛。
苏共方面
8月23日，苏共中央大楼被查封，挂上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的红白蓝三色旗。8月24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宣布自己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并提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他下令停止各政党和政治运动在军队、内务部等各级军事机关和国家机关中的活动。此外，他还发布了一项命令，成立以西拉耶夫为首的委员会来管理国家经济。同日，鲍里斯·叶利钦下令封存所有苏共中央的理论和党务档案，查封苏共财产和办公场所；8月25日，叶利钦宣布苏共、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全部财产归俄罗斯国家所有。8月29日，苏联议会通过决议，暂停苏共的活动并责成苏联检察院审查苏共领导机关。
事件影响
加速苏联解体
八一九事件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加速了苏联的解体进程，从而引起了历史性的变革和影响。 首先，八一九事件意味着统一的局面被打破，导致苏联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多个加盟共和国先后宣布独立，苏联逐渐解体，成为15个独立国家。这也改变了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影响了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其次，八一九事件引发了苏联内部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使苏联承认了各个民族的自主权利，从而开启了苏联的本土化和多元化进程，促进了新生独立国家的形成和民主化的发展。
对中国的借鉴
八一九事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正值中国在经济上探索市场化道路的关键时期，中国领导人对制度崩溃的深层原因进行了深入思考，也从中发现了自己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因此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和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八一九事件加速了苏联的解体，中国也逐渐由对中苏关系实现了对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
后续影响
八一九事件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急剧发展，统一的联盟国家迅速走向解体，并且俄罗斯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愈发膨胀，发展本民族经济文化的民族主义情绪迅发喷发，使得对鲍里斯·叶利钦的拥戴更盛。一方面，八一九事件之后，叶利钦等人公开以主人自居、排斥取代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政权，同时大力鼓吹在粉碎“政变”中的作用，声称：“莫斯科救了俄罗斯，俄罗斯救了全国”，另一方面，叶利钦开始取代中央政权向全国发号施令，并提出了修改边界等要求，引得其他国家不满，使得其他加盟共和国离心倾向更甚。也促进了苏联的解体，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家职能严重退化，由于采用西方的多党制，使得俄罗斯内部混乱，并且其政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
事件评价
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认为：政变使社会大幅度倒退到改革前的时代，改革作为社会和政治进程，要以和平的、非暴力的途径实现国家复兴和民主，是要尽力减少人民与政权的矛盾，而政变却在破坏和诬蔑改革。同时，戈尔巴乔夫认为紧急状态委员会是软弱的，承认在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斗争中的不妥协作用，如果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举措取得成功，那么国家将会倒退。
俄罗斯公正俄罗斯党主席谢尔盖·米罗诺夫曾评价八一九事件：“1991年我就认为国家不能成功地实施政变，因为人民当时需要的是自由。”
塔吉克斯坦共产党主席、议会议员绍季·沙布多洛夫曾评价八一九事件："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高层领导人挽救苏维埃政权的最后尝试"。
俄罗斯自由派“亚博卢”领导人谢尔盖·米特罗欣曾评价八一九事件：“20年前的事件不能评价为悲剧，而是闹剧。”
中国现代学者余伟民在《制度与人：苏联解体过程的演进逻辑》评价：“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执政者，坚持不使用暴力手段强行维持联盟体制的有着坚定意志和明确方向的政客，所以他拒绝签署“紧急状态法令”。将紧急状态委员会定义为违宪事件。鲍里斯·叶利钦反对紧急状态行动维护宪法，提升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权地位，叶利钦的选择是由于他对军队效忠由苏联转向俄罗斯动向的把握。影响了“八一九事件”的胜负。
现代学者杨正泉在《苏联“八一九”事件的舆论争夺战》中认为“八一九事件”失败的关键因素是委员会失去了对反对舆论的控制。
相关政策
相关影视
参考资料
《苏联解体 八一九事件内幕》.央视网.2023-09-28
俄国人生七年（1991）.豆瓣.2023-09-28
苏联人 Mēs (1991) .豆瓣.2023-09-28
苏联当前国内形势2.豆瓣.2023-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