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大鼓(湖北四大地方曲艺之一)

湖北大鼓，原称“鼓书”“打鼓说书”“打鼓京腔”“说善书”等，是一种流行于湖北地区的曲艺形式，是湖北四大地方曲艺之一。它形成于清代爱新觉罗·旻宁年间，至今已有两百余年的历史。

相传鼓书源自唐代变文，明清时期，华北鼓书流行，艺人们将河南省等临近省份的鼓书说唱引入湖北。大约在清道光到同治年间，本地艺人逐渐改制出湖北唱腔的鼓书，在武汉、孝感、黄冈等地区流行。1950年，鼓书艺人王鸣乐倡议改称“湖北大鼓”，该名称一直流传至今。

湖北大鼓以鼓板伴奏，说唱兼长，风趣幽默，可以一人说唱、也可以二人对口唱或者多人群口唱等，并有二胡、扬琴等乐器伴奏。其唱词以七字句、十字句为主，其中也穿插一些五字句。演唱主腔称为“四平调”，风格平稳朴实，具有鲜明的鄂东北民俗音乐色彩，既能叙事，又能抒情，并可根据表达需要变化成“快四平”“慢四平”“四平悲棚”“四平数板”“四平快流水板”“诙谐腔”“紧板急腔”等十余种不同板式、不同情绪的唱腔。在流传过程中，湖北大鼓出现了北路、南路、南北路三大派。

经过长期的发展传承，湖北大鼓行业中出现了王鸣乐、陈谦闻、张明智等表演艺术家，使这曲艺样式进一步走向成熟。代表曲目有《花和尚》《罗成代嫁》《四下河南》《反唐》《征东》《大老王剃头》等。湖北大鼓是湖北民间文化、地方语言、生活风习、社会风貌的展示平台，在社会学、民俗学、艺术和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2008年，湖北大鼓入选中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是张明智、付群刚。

历史沿革

关于鼓书流传的历史，在一些老艺人的口述中，有多种传说。据黄陂老艺人乐志云讲述，鼓书大约起源于元代，有个名叫丘处机（丘处机）的道人以鼓书的形式进行“劝教”活动，并传授了八个徒弟。有个叫常和斌的道徒在劝教的内容中着重宣讲圣谕，向人们进行劝善，于是人们便称之为“说善书”。孝感市老艺人李耀南则有另一种书法，据说楚汉战争之时，一次楚王项羽的三千精兵将汉王刘邦围困于成皋，这时，刘邦的谋士张良运用“一说二鼓三皮影”的退兵之计，瓦解了楚军的斗志，致使刘邦得以突围，反败为胜。这里指的“一说”便是说书，“二鼓”便是鼓书，“三皮影”即今天皮影戏的原型。除李耀南所讲之外，武汉的皮影老艺人杨兰阶也认为评书、鼓书、皮影都产生于同一时期。

史料记载，中国鼓书源于唐代变文，宋代变文之名逐渐转为鼓词。由明入清以后，鼓词书便逐渐发展起来，尤其是华北一带的各种大鼓书（如京韵大鼓、梅花大鼓、乐亭大鼓、梨花大鼓）传得更为广泛，并直接给南方带来了影响。湖北的鼓书，就是在这种影响下，艺人们从邻近的北方省份（如河南省）将大鼓书的说唱形式引进湖北的，并由此生根和发展起来。

湖北鼓书的历史，正史记载甚少。从鼓书艺人的师徒相承关系追溯推测，清道光末年，鼓书艺人丁海洲（人称“丁铁板”）从河南省至武汉汉口行艺，将鼓书传授给黄玉山、匡玉山等人。同一时期，相继来湖北传艺的还有河南的魏元宗、刘元中、刘源鹏等鼓书艺人。

北来的鼓书艺人，在说唱时仍保持着北方鼓词的特点，用北方口音，一手执两块月牙形钢镰（或铁制、铜制），一手执木签，击鼓说唱，被称为“北路子”。清同治年间以后，黄冈市境内说书艺人尝试着用黄冈地方口音说唱，唱腔也发生了变化。到清末，黄冈鼓书艺人杨文斋、胡少甫、李耀明、刘玉山等，对“北路子”的说唱表演技艺又进行改革，在唱腔上逐渐采用本地人喜欢的黄冈方言韵调，又逐渐用云板代替钢镰，把大鼓（亦称堂鼓）改为小鼓，被称为“南路子”，黄冈本地人称之为“黄冈善书”。

1950年，经王鸣乐倡议将鼓书改称为“湖北大鼓”，此名沿用至今。同年，湖北省文化部门把黄冈善书归并入“湖北大鼓”之中。湖北大鼓过去由一人自击鼓板演唱，自1958年起，湖北大鼓在演唱短篇曲目时加入了二胡、三弦琴等乐器的伴奏，以唱为主；在演出中长篇曲目时则不加弦乐，说唱并重，同时辅以手、眼、身、步的表演。

艺术特色

湖北大鼓是一种有说有唱、以说为主的曲艺形式。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搬上了舞台，多用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短小段子，逐渐改为以唱为主，以说为辅。但在广大农村集镇，仍然采取以说为主的传统形式，大都说唱中、长篇故事书目。后来又发展出一人说唱、二人对口唱和多人群口唱等形式，并有二胡、三弦琴等乐器伴奏。在一部书或段子里，说、唱两者均不可少。故事情节、人物对话及不同人物性格描绘，往往通过说技表达；而人物感情的体现、内心的变化、故事情节高潮的渲染与烘托，则往往主要是通过鼓、板与唱技来完成。

表演程式

湖北大鼓早期以“拍门”的形式演唱，即艺人挨家挨户上门演唱：先在每家门前敲打一阵鼓板，招徕听众，然后说唱一段故事。后来，由于鼓书盛行和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鼓书艺人便采取“点棚打场”的形式进行演唱：鼓书艺人选择一个场地，高踞于书坛或站立于圆场之中，听众则围观于四周，当时无乐器伴奏，艺人现场根据听众的要求选择书目，经常是三五天或十日半月连续演唱；有时听众越来越多，书场也就越来越大。湖北大鼓有一套完整的表演技艺，主要是运用手法、眼法、身法和步法，形成灵活多变而又浑然一体的艺术表演风格。表演形式上，可以一人说唱、也可以二人对口唱或者多人群口唱等，还有一人分饰多角的特点。

手法

手能传达思想感情，有时具有比语言更为形象的表达能力，如招手叫人来，挥手送人去，指额代指思索，横拳表示决心，伸拇指称赞英雄，伸小指鄙视无能，远望则手搭“凉篷”，耳语则捂嘴说话等等。

眼法

眼睛为心灵之窗户，可以传达内心感情，如皱眉、凝神、思索、疑惑、正视、轻视、斜视白眼、媚气细眼、怒目圆睁等等。眼与面部肌肉配合，传达喜怒哀乐，还能喻示高、低、远、近、明、暗、长、短和危急、平安，达到不言而喻的艺术效果。

身法

身体动作可用以区分性别与老少、健壮与衰弱，男性挺直，姑娘下部稍为扭曲，老人伛偻，小孩稚嫩，健壮挺胸，衰弱缩肩，仰视望远，俯首察微，均是通过身法加以表现。

步法

演员在台上，注意自己脚步的尺寸，通过脚步的尺寸变化来表达不同的人物及各种行为，如大步前进的英雄、碎步匀巧的妇女、文步的书生、踉跄的醉汉，以及走路、骑马、行船、登山等等。

湖北大鼓艺人善于一个人扮演不同的角色，时男时女，忽老忽少，既可扮忠奸憨猾，又可扮将相村夫。在扮演人物时，特别注重一个“扭”字，即从这一个人物突然跳到另一个人物，善于及时把正在表演的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舞台形体，一瞬间“扭”过来，表现另一人物。湖北大鼓即使有舞台，一般也没有布景，演员凭借想象进入故事环境当中；艺人通过虚拟的动作，使听众得到“以虚为实”的感觉。艺人们善于运用云板、鼓和鼓签的双重作用：它们既是伴奏乐器，又是重要道具。

唱腔

湖北大鼓的唱腔音乐属于板腔体音乐体制“四平调”是其基本的唱腔曲调。另外慢四平”“快四平”、“四平悲腔”、“四平汉韵”“雅腔”“五字真”、“四平散板”、“流水快板”“懒腔碎板”等唱腔曲调均与“四平调”有着极近的渊源关系。湖北大鼓的唱腔风格，是与当地语言（常用黄陂区、孝感市方言）的声调、节紧密相关的。

“四平调” 与方言的关系有以下两点：吟唱风格与民间似唱似说的生活音调一致；平和的唱腔与低、降方言的语调风格一致。湖北大鼓使用的装饰音主要有倚音、波音颤音等。给主要音前后加上装饰音，能够强化方言语调地方特点，使唱腔音调的地方特点更突出。湖北大鼓唱的方面，不同地区及不同流派各具有不同的唱腔特色。唱腔虽不复杂，但却富于变化，唱法上也各有风味，加之鼓、板敲击的轻重强弱与缓急快慢，灵活变换以打动人心，吸引听众。

唱词

湖北大鼓的“说”，具有类似评书演说的艺术风格。艺人掌握一部书的故事梗概，称为“墨路子”，即掌握了主要的故事情节及各个人物的性格特征，然后在演说当中，注意发挥与创造、润饰与加工，对故事情节及人物性格随机进行丰富与补充，往往能达到绘声绘色、扣人心弦的艺术效果。同时，兼用一些“甩包袱”的艺术手法，调动广大听众的胃口，这种手法叫做“水路子”。艺人就是以这种“墨（路子）”和“水（路子）”结合的手段，产生艺术效果。

湖北大鼓同其他曲艺形式一样，具有讲唱文学的共同规律，特别注意唱词的音韵与节奏。唱词要求合辙押韵，不但要求每段书的唱词必须用一道辙上的字（即同韵的字），而且要求讲究平仄，即上句的落尾（末一字）必须是仄声，下句的落尾必须是平声。在节奏上，鼓书唱词一般为双句，有上句就得有下句，否则就压不住板。每句唱词都要讲究分句的格式，这种格式大致有二二三式（七字句）、三三四式（十字句）、三四三式（十字句）、二三式（五字句），也有不太规整的句式结构。此外，还有少数“单尾句”（末句落在单句上）和“垫句”（一句词后面垫上一句作为补充）。另外，在这些句子中，有时为了艺术表达或内容的需要，可以在中间增加自由的“衬字”或“嵌字”。

湖北大鼓鼓词多以时间为轴线，随事情发展循序渐进。开端速写人物背景，高潮详尽事情发展，结尾干脆利落。贯穿其中的鼓声乐声则辅之以过渡烘托、转折等作用。随着时间的推进，主要人物悉数登场，情节随即展开，寥寥数笔，冲突显现，至此，鼓词进入主体部分，围绕冲突的发展和变化，高潮迭起，直至冲突结束。湖北大鼓的创作传统、传唱模式要求鼓词本身具有极高的故事性和趣味性。一方面要保证是现实生活的同步调呈现，演绎最接地气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又要不断的推陈出新，适应不断变化不断挑剔的观众口味。

音乐

早期的湖北大鼓伴奏乐队由四胡、扬琴等乐器组成。后因二胡更为成熟的左、右手技法和更强的艺术表现力而改用二胡为主，辅以扬琴、琵琶、笙、笛子、大提琴等乐器。二胡伴奏贯穿整个作品的始终，不仅起到带、领、补充的作用，更是承担着“穿针线”的重要职责。

湖北大鼓的伴奏分传统伴奏与定谱伴奏。传统伴奏无谱本可依，是乐师们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套伴奏规律，即遵循一定的“程式”，又有较强"即兴”性；定谱伴奏是在传统伴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固定伴奏曲谱的伴奏形式。其中，传统伴奏的运用更为普遍，是伴奏编配的根基。在具体实践中，某些有定谱伴奏的书目也常常因表演者情感处理的不同、表演场合的差异，而依照传统伴奏的规律做适当调整。

另外，湖北大鼓二胡伴奏的类型还可依据伴奏曲调的运用位置、功能的不同分为唱腔伴奏与过场音乐两类。唱腔伴奏即托腔伴素，这种伴奉与唱腔同步，是唱腔的有力支持对唱腔起着支撑作用。托腔伴奏既要遵循演员唱腔，又不能一模一样，时同时异，关键是气口劲头与唱腔相合。过场音乐即在唱腔间院所用的前奏、间奏、尾奏等，发挥着提示唱腔情绪，补充唱腔未尽之情的作用。

在湖北大鼓的伴奏音乐中，扬琴发挥了其伴奏优势，主要起到三大功能：第一，承担了旋律声部下有规律的节奏律动的铺垫功能；第二，在节奏板眼上，加强了节奏重音和节奏低音，为旋律声部起到了很好的低音支功能；第三，在器乐间奏部分，又以其流畅性优势起到旋律强化的补充功能。

流派

鼓书自北方传入湖北后，分为南、北路流派。北路流派继承从北方最初引进时的演唱方式及风格；南路流派则是北方鼓书本土化之后，从语言到鼓板都有了改变，从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流派。为适应本土化的需要，将北方话改用当地方言演唱，现定型为用鄂东北的黄波、孝感方言演唱，即南路子大鼓。除此之外，还有兼具南、北两路之长的南北路流派。

北路高亢粗犷，长于演唱描述朴刀杆棒内容的作品，如《花和尚》《罗成代嫁》等；南路细腻缠绵，长于演唱家庭公案题材的作品，如《滴血成亲》《四下河南》等；南北路擅长演唱历史演义作品，如《反唐》《征东》《南京》《北京》等。

民国以后，南北两路逐步合流，区别逐渐缩小。北路流派在发展过程中，吸取了南路流派的有益经验，也改用南方本地语音和使用云板，也有少数艺人仍用钢镰，或云板、钢镰兼而用之，故两派在表现形式上现已无太大区别，只是在唱腔音乐方面，两派仍保持着各自的风味与特色。

代表人物

参考资料

代表剧目

鼓书传统的演唱曲目分为长篇、中篇、短篇段子和鼓书帽几种形式，内容主要是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及公案、武侠故事。据统计，湖北大鼓的传统书目约共170多个，有影响的新曲目就有100余个。传统书目的演唱，长篇一般要演二至三个月，中篇要演半个月至一个月，短篇要演三至五天，段子一般在半小时以内，鼓书帽约在十分钟以内。

参考资料

价值影响

湖北大鼓是湖北民间文化、地方语言、生活风习、社会风貌的展示平台，在社会学、民俗学、艺术和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传承发展

传承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部门组织领导成立了湖南农业大学曲艺协会。民间说善书的艺人，活跃在广大农村和集镇。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电视文化的冲击，人们的文化生活内容丰富，听众减少，艺人大量改行，湖北大鼓受到很大冲击。2008年，经湖北省武汉市、团风县联合申报，“湖北大鼓”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3年10月31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湖北大鼓项目保护单位武汉说唱团有限责任公司、团风县文化馆（团风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评估合格。

湖北大鼓目前存在诸多的问题如传承内容陈旧、传承人才不足、传播渠道萎缩、观众群不足、理论研究滞后。截至2018年，湖北大鼓有12个传承人，国家级传承人1人，省级传承人3人，市级传承人8人。其中6个人年龄都在70岁以上，50~70岁之间有3个人，仅有3个传承人年龄在50岁以下。12个传承人也全部为男性。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湖北大鼓的传承人数少，传承人的性别比不均衡，传承人的年龄也普遍偏大。

发展活动

21世纪，随着人类对多元文化及“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特别是2008年湖北大鼓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湖北大鼓迎来新的发展契机。2006年至2018年，由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北省曲艺家协会、中共襄阳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百花书会”共举办6届，湖北大鼓也是其中的项目。2010年，湖北大鼓国家级传承人张明智“告别舞台师徒100场巡回演唱会”拉开帷幕。

2013年开始，湖北大鼓代表性传承人付群刚在湖北省群艺馆发起创立付群刚湖北大鼓免费传习班，截至2017年，传习班已吸引近2000人次前来学习，其中最小的9岁，最大的67岁，有大中小学生、剧团专业演员、消防官兵，还有外国友人。付群刚从中挑选几名好苗子，并正式收徒，口传心授，倾囊相授，做到湖北大鼓活态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