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允（1377年12月5日－不详），男，汉族，生于应天府（今江苏省南京市），明朝第二位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之孙、朱标朱标次子，在位四年（1398年－1402年），年号建文，史称建文帝。
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其父太子朱标因风寒去世，朱允炆被朱元璋立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朱允炆即位，次年改元建文。朱允炆即位后，力行削藩政策，以罪相继废黜周王、代王、齐王、朱楩和朱柏。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造反，史称“靖难之役”。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明成祖攻入南京，朱允炆则随着一场大火不知所终。
在位期间，朱允炆进行了内容广泛的革新，史称“建文改制”。他一改朱元璋的严刑峻法，减轻赋税，解决“江浙赋独重”的积弊，颇得民心。但朱允炆对威胁最大的所谓“藩王之害”未能果断处置，在“削藩”问题上连连失误，因而丢掉了皇位，致使那些很有意义的革新措施也未能有效推行。
朱允炆起初并无谥号，直到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七月，追崇朱允炆为惠宗，谥号“嗣天章道诚懿渊功观文扬武克仁笃孝让皇帝”。清乾隆元年（1736年），清廷上谥号为“恭闵惠皇帝”，简称恭闵帝、惠帝。
人物生平
纯孝皇孙
朱允炆生于明洪武十年十一月己卯日（1377年12月5日），是朱元璋的第三孙，朱标朱标第二子，生母为朱标的次妃吕姓。朱标的长子朱雄英早夭，原配常氏死后，吕氏被扶正，朱允炆也因而成为朱元璋的长孙。
朱允炆从小便聪颖好学，而且非常孝顺。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八月，朱标因外出视察奔波，返回南京后不久便生病，朱允炆侍候在旁，昼夜不离。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二十五日，朱标病死，此年朱允炆未满十五岁，因居丧如成人一般，加上过于悲伤而身体消瘦。明太祖朱元璋见状安慰道：“你真是纯孝啊，但你难道就不顾念我吗？”同年九月，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
朱标在世时，朱元璋让朱标代为审阅奏章，由于朱标性情仁厚，在刑罚上多有宽大减免之处。朱标去世后，朱元璋又让朱允炆来做这件事，朱允炆和他的父亲一样，也以宽大为怀。朱允炆还曾向朱元璋申请在仔细研究礼教经典的基础上，参照历朝历代的刑律，修改了洪武朝律法中七十三条过于严苛的条文，天下人对此歌功颂德。
继承皇位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驾崩，朱允炆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次年为建文元年。建文元年（1399年）六月，朱允炆将兵部侍郎齐泰升为兵部尚书，翰林院修撰黄子澄擢为太常卿，同参军国事。朱允炆还将著名的儒士方孝孺征召入朝，担任翰林侍讲，经常向他咨询朝廷的重要政务。
即位后不久，朱允炆便接连推行宽仁政策。他改变了朱元璋“躬览庶政”，一切包办的做法，放权于朝臣，扩大大臣们的权力，试图改变太祖朝重武轻文的官僚体制，使建文时期的政治空气大为宽松。终建文四年，大臣们都再没感受到朱元璋那种“密勿论思，不可无人”的高压政治环境。朱允炆提高士大夫地位的举措，得到了知识阶层的衷心拥戴。
对于百姓，朱允炆也主张与民生息。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八月，他下诏减免了部分军户的军役，北部边境地区的卫所军户，全家都服役的可以减免一人；全天下的卫所里，有家中只剩自己一人还在服役的，可以从军户转为民户。同年十二月，他还减免了全国来年一半的田租，并于建文元年（1399年）下诏，改变洪武年间对江浙的歧视性政策，取消苏州市、松江区人不得在户部为官的限制条款，调整了对江浙的惩罚性税收政策。
废削五王
朱元璋登基后，为了维持和巩固一人一姓之天下苦心经营，然而他在集权过程中，却为明朝留下了一个严重的隐患——大封诸子。尽管明朝的封藩与以往不尽相同，“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但诸王的依旧地位优渥。在洪武年间，秦王、晋王、燕王、代王、谷王、辽王、宁王、庆王、肃王这九大塞王，由于领兵驻守边塞，都有“少者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规模的“护卫甲士”，公侯大臣见了他们都要“伏而拜”，地方上的一些大事以及军队调动，也都要向当地藩王禀而后行。更有甚者，朱元璋还在《皇明祖训》中，给了诸王“清君侧”的特权。尽管朱元璋也规定必需皇帝先召唤藩王，藩王才能起兵，且成功铲除奸臣后，要五日之内离京，但这一设计实际上给后来朱棣以“靖难”为名，起兵对抗朱允炆留下了制度上的漏洞。早在洪武九年（1376年），平遥县训导叶伯巨就曾上书极论“分封太侈”之害，但朱元璋并未采纳他的意见，叶伯巨还因此被关入刑部大牢，最终死于狱中。
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后，围绕皇位问题展开的矛盾斗争更是日益尖锐起来。朱允炆曾对藩王权力过大深感忧虑，担心诸王拥兵自重、多行不法，同黄子澄等人就此问题多有商讨。此外，在同朱元璋的一次谈话中朱允炆问道：“边境不安宁，有诸位藩王负责抵御边患，倘若这些藩王造成了动乱，谁能抵御他们呢？”面对这个问题，朱元璋沉默许久后，反问朱允炆打算如何处置，朱允炆答：“以恩德怀柔他们，以礼制制约他们，如果不行就削夺他们的封地，还不行就废掉这个藩王本人，再不行就发兵征讨。”对此，朱元璋也表示赞同。由此可见，朱元璋也意识到了这一制度是存在问题的。尽管事实上朱元璋也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比如亲手打造了朱允炆亲族与耿炳文、沐英家族的政治联姻、重新制定《皇明祖训》等，但最终并没有根除这一隐患。
朱允炆即位后，先是借起草与颁布朱元璋遗诏之便下令，不准诸王进京参加葬礼，只让他们在封国内哭祭。然后又让各藩国的文武官吏，除护卫官军外都听从朝廷的节制，不久后又开始推动削藩政策。兵部尚书齐泰认为应当先削诸王中势力最大的燕王朱棣，黄子澄则认为周、齐、湘、代、岷诸王在洪武时期已有不法行为，先从他们下手出师有名，所以应当先削夺与燕王同母的周王朱橚[zhū sù]，这样便相当于剪除了朱棣的手足羽翼，朱允炆最终采纳了黄子澄的建议。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八月，朝廷以周王朱橚有罪为由，将其废为庶人，流放云南省。同年十一月，又命工部侍郎张昺[zhāng bǐng]为北平市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暗中监视朱棣。到建文元年六月，短短一年内，朱允炆先后将周、齐、代、岷四王废为庶人，迫使朱柏朱柏自焚，这一连串的举动，促使朱棣加快了反叛朝廷的步伐。
靖难之变
朱棣起兵
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初四，燕王朱棣公开竖起反叛大旗，誓师“靖难”，双方长达三年之久的军事对抗就此展开。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朱棣吸纳、扫平了北平（今北京）周边的全部朝廷势力，燕军兵力增至数万。当消息传到南京时，朱允炆一反战争爆发前紧张担忧的常态，对战局并不上心，反而更关心内政，每日与方孝孺讨论周代的法度，认为朱棣的叛乱不足为虑。
然而，尽管朱允炆一方作为中央集权的代表，不论从政治、经济、军事上，还是思想上都占有主导地位，战争初期的态势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朱允炆起用了六十五岁的老将耿炳文为大将军，驸马都尉李坚为左副将军，都督宁忠为右副将军，率领十三万兵马讨伐朱棣，数路并进，号称三十万大军。不料耿炳文先遭到了朱棣的夜袭，后因部将张保叛降行间而大败。
耿炳文战败后，朱允炆采纳黄子澄的意见，启用开国名将李文忠的儿子李景隆为大将军。然而李景隆素不知兵，中了朱棣诱敌深入的计策，被迫退守德州。
南北拉锯
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李景隆从德州再次发兵，以六十万大军讨伐朱棣，双方在白沟河（今河北雄县、容城县、定兴县一带）展开激战。李景隆再一次被朱棣击溃，逃往南方。山东省参政铁铉[tiě xuàn]与都督盛庸在济南市收拢溃兵，挡住了燕军的猛攻。自此以后，朱棣向南进攻时都没有再取道济南。朱允炆于同年十月撤免了李景隆的大将军职务，任命盛庸为平燕将军，代李景隆统兵，铁则进升为兵部尚书参赞明朝军事。十月二十五日，燕军从通州区南下。盛庸在东昌（今聊城市）与燕军决战，朱棣中了盛庸的诱敌深入之策，损失惨重，被迫返回北方。自此，靖难之役进入了战略僵持期。
盛庸、铁铉等人的胜利，让朱允炆得到极大鼓舞。他马上对盛庸、铁铉等功臣加官进爵，令他们准备第三次北伐事宜。然而方孝孺却建议朱允炆与朱棣遣使北上谈判，打算徐徐图之。建文三年（1401年），朱棣在姚广孝的支持下，于二月初九又一次出兵南下，双方于夹河（今河北武邑）、藁城区[gǎo chéng]一代展开大战，在战斗中，由于朱允炆曾下达对朱棣的“保护令”，不准官兵杀死朱棣，各营将官在战场上看到朱棣时，谁也不敢下令射箭攻击他。闰三月初十，在双方又一次交战时，战场上再一次刮起了猛烈的大风，南军大败而去，被燕军斩首六万余级。
由于南军损失惨重，朱允炆不得不罢免了齐泰、黄子澄二人的官职，向朱棣展示停战的诚意，并派大理寺少卿薛岩到朱棣军中宣诏，表示愿意赦免朱棣等人的罪过。然而薛岩非但没有劝降朱棣，回到京师后，反而劝朱允炆按照朱棣的意思，诛杀齐泰、黄子澄。听过薛岩的奏报后，朱允炆对方孝儒说：“假如实相薛岩所言，那么过错在朝廷一方，齐泰、黄子澄误我啊！”
谈判无果
建文三年（1401年）冬，因为收到京师空虚的线报，朱棣决定直接率兵南下，将战略目标从对一城一地的争夺，转为长驱直入，以期与朱允炆临江一决胜负，进而攻克京师。对于朱棣的转变，朱允炆君臣则反应迟缓。此后，朱棣于建文四年（1402年）五月十八日进取扬州市，直逼京师，战争的天平更加倾向于朱棣一方。
当扬州沦陷的消息传至南京时，朱允炆虽然颁布了勤王诏书，下令天下文武大臣进京勤王，但面对迫在眉睫的威胁，他也只能效仿古人发布罪己诏以求缓解局势，同时派朱元璋的侄女庆成郡主出使，希望割地给朱棣求和，结果被朱棣拒绝。六月初一，朱棣在浦子口战胜盛庸，并于六月初三渡江，到六月初八日，燕军距离京师已仅有三十公里。得知消息的朱允炆在朝堂上失声痛哭，无计可施。方孝孺建议朱允炆坚守待援，同时派大臣和在京诸王继续与朱棣谈判以拖延时间，然而朱棣声称“先帝已经分封了诸藩王，此时割地没有理由。你们回奏皇上，只要将奸臣送过来，我就解甲谢罪，拜谒先帝的陵寝，然后退回封国”。谈判最终无果而终。
不知所踪
六月十二日，外出募兵的大臣们仍未返回，朱允炆只得派在京诸王和武臣们守卫各处城门。左都督徐增寿（徐达之子，徐辉祖之弟）在城中首先谋划投降燕军，被御史魏冕、大理寺丞邹瑾率领文官殴打。这些文官请求朱允炆速速诛杀徐增寿，但朱允炆没有采纳。
六月十三日，燕军兵临城下，徐增寿果然试图作为内应协助燕军攻城，被朱允炆亲手格杀于左顺门。但朱橞朱和李景隆此时已经打开城门，迎接朱棣入城，徐辉祖等人力战不敌，城破已成定局。朱允炆让宫人四散逃命，下令火烧宫殿，他的皇后马氏死于大火之中，朱允炆本人则下落不明。
为政举措
政治方面
对于一个新皇帝而言，朱允炆从朱元璋手中接掌的局面还是不错的——国家统一，政治局面安定，吏治比较清明，经济也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但朱元璋治国的一些弊端也表现得愈发明显：一，封建专制的政治空气严酷；二，藩王权重且尾大不掉。和他的祖父朱元璋不同，朱允炆在政治上倾向于宽仁统治，向往“三代（夏、商、周）之治”，在方孝孺的策划下，朱允炆一即位，便开启了他的“建文新政”。
修改律法
朱允炆即位后，认为朱元璋所制定的《大明律》比之元朝的律法严苛许多，这种严刑峻法更适用于乱世，而非和平时代可以长久沿用的体系。虽然朱允炆登基之前所改定的七十三条律法已经得到了朱元璋的许可并施行，但在朱允炆看来，这还不足以扭转《大明律》偏于严苛的基调。朱允炆理想中的律法，是“礼顺人情，齐民以刑，不若以礼”的，所以他要求有关部门推崇礼教，改变明太祖“以猛治国”造成“数更大狱，多使断治，所诛杀为多”的方针。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朱允炆下诏“行宽政，赦有罪”，赦免所谓的“黯军”（即洪武年间因有罪而被黔面充军的军士）。洪武年间，有大批官员动辄得咎，许多人不明不白地受株连、被治罪，无数人被戍边地，朱允炆这时也下令赦免还乡。在极端专制主义的时代，这些措施自然大得民心。
虽然朱元璋“以猛治国”，杀了许多不该杀的人，但他也知道这种做法并非长久之计。朱元璋在批准朱允炆改定律法时，曾对朱允炆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由此看来，朱允炆在刑律方面的改革，是契合朱元璋本意的。
裁撤冗员
即位后的第二个月，朱允炆即开始“省并州县，革冗员”，精简政府机构。终建文一朝，这一方面的改革从未停止。
据统计，朱允炆在位时，共撤销39个县、9个州的一批同知（副长官，与通判分掌州县事务）、吏目（掌助理刑狱，并管理官署内部事务）、推官（掌理刑狱）、知事（长官的佐吏，主要负责案等事务）。撤销了73个巡检司（在交通要道负责缉捕盗贼，盘诘[jié]奸伪），49个河泊所（负责征收鱼税），15个递运所（负责运输官方物资及军需的机构），48个水马驿（驿站），109个税课局，41个税课司，以及一批道纪司、道正司、僧会司、道会所、僧纲道纪司（掌管佛、道事务的机构），还有负责收取盐茶税的盐课局、盐课司、茶课司、批验盐引所（古代盐是官营，明朝负责经营食盐买卖的盐商得有盐引，否则违法，茶也是官营，驸马欧阳伦就因违反相关律法被朱元璋处死），在学子少的地区还裁去府州县学训导104名。在中央和地方布政司，也裁去了一批官员。总体来看，政府机构被朱允炆裁撤的为多，增设的数量极少（如国子监、詹事府、资德院等），且多有散官（只表示官员等级）。
朱允炆在政府制度方面的改革，还有一些“原制改名”的情况。例如六科都改名为左、右拾遗，显然带有复古的色彩，满足他对“三代之治”的推崇。建文二年（1400年）八月，因承天门发生火灾，建文帝诏求直言，按照方孝孺的建议，改保和殿为正心殿、午门为端门、端门为应门、承天门为皋门、前门为路门。再如“改侍读、侍讲学士为文学博士”，“大学士”改为“学士”，去掉大字。
总而言之，朱允炆在政治方面的改革，基本倾向是为了提高文官的地位，虽然这使朱允炆得到了文官集团的衷心支持，但也出现了新的不平衡，间接为建文帝统治后期平定藩王动荡时没有可用的武将埋下了隐患。
大力削藩
对于初登皇位的朱允炆而言，最主要的威胁其实不是政府机构和经济体系上的危机，而是藩王在地方做大的隐患。对此，朱允炆本人早已有清醒的认识，然而他并没能果断处理好这一问题。朱允炆不仅没有主张废除藩王制度，反而一即位就封自己尚年幼的三个弟弟为藩王（三弟朱允熥[zhū yǔn tēng]为吴王，四弟朱允熞[zhū yǔn jiān]为朱祐楎，五弟朱允熙为徐王）。随后又由于齐泰、黄子澄的意见不一致，首先削除了五个力量较小的藩王，以至于打草惊蛇，让朱棣产生了戒备，乃至于给了朱棣后来“清君侧”以口实。
更致命的是，对于燕王这个实力和威胁最为强大的藩王，朱允炆没有雷厉风行，而是被朱棣的装疯卖傻所迷惑，意图慢慢削除朱棣的羽翼，在朱棣做好准备后，朝廷削夺朱棣王号的诏书才姗姗来迟。但此时朱棣的造反准备已大体完成，被朝廷安排在北平市及周边地区钳制朱棣的人，又多是朱棣的旧部。这些人要么像北平都指挥使司张信这样，早已同朱棣达成共识或默契，要么在朱棣起兵后，不做抵抗便站在了“削亦反，不削亦反”的朱棣一边。
经济方面
朱允炆在经济方面也进行了诸多改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轻赋敛和行井田。
洪武年间，江浙一带的农业税较其他地区为重，其中尤以苏州市、松江区为最。原因有两点，其一由于江浙一带自唐朝中期开始，逐渐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朱元璋为了扩大税源，有意加重这些地区的负担。江浙还是官田比较集中的地区，为政府提供的税收数倍于民田，有的甚至近十倍。第二由于朱元璋起义时，江浙地区是张士诚的根据地，当地极力支持张士诚，而对朱元璋多有讥讽，朱元璋因而便有意加重赋税，以示惩罚，客观上加重了一般民户的负担，阻碍了江南经济的正常发展。
针对这种弊端，朱允炆于建文元年正月下诏，减免江浙赋税，取消苏州市、松江人不得担任户部官员的限制，并且重新调整了官田科则，规定征收赋额每亩不得超过一斗。从明朝后面的发展来看，朱允炆对官田税率的调整是进步且有深远意义的。
除减轻江浙赋税外，朱允炆也力推了另一项改革，即井田制。朱允炆把恢复井田制看成是儒家的崇高理想，按照方孝孺的说法，实行井田制是推行儒家仁义的基础，“不行井田，不足以行仁义”。翰林修撰王叔英当时就认为此事不可行，他致书力主行此事的方孝孺说：“事有行于古亦可行于今者，夏时、周冕之类是也；有行于古不可行于今者，井田、封建之类是也……”事实上，方孝孺鼓动朱允炆推行井田制，也仅仅是在理论上提出，并未付诸实施（或者说还没来得及）。
下落争议
朱允炆的下落究竟为何，几百年来一直都是一个未解之谜，困扰着古今中外的历史学研究者。时至今日，学界仍旧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能够为朱允炆的结局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对朱允炆结局的推测，主要分为两种倾向：一为自焚说，认为朱允炆在城破当日，随着他的宫殿一并化为灰烬；一为出亡说，认为朱允炆逃出了南京，从此隐姓埋名，安然度过余生。
自焚说
《明太宗实录》记载，朱棣入城后，先是派兵去解救被朱允炆关押的周王、朱榑，而后朱棣远远望见“宫中烟起”，赶忙派人赶去救火，但为时已晚。当朱棣的手下从火场抢救出朱允炆的尸体时，朱棣哭道：“果然若是痴騃[ái]耶？吾来为扶翼尔为善，尔竟不谅，而至此乎?”事后，朱棣礼葬建文帝，遣官致祭，布告天下。
对于这段记载，后人是将信将疑的。朱棣“礼葬”朱允炆，那么朱允炆的陵址在哪里？《明实录》里只给出一具烧焦的尸体，并未留下更多令人信服的证据，正是因为这场大火，才有了关于朱允炆出逃的各种猜测、演绎和野史。
出亡说
《明史纪事本末》对于“建文逊国”一事的描述，远比《明实录》精彩得多。书中记载，朱允炆在得知金川门失守后，本欲自杀，但少监王告诉朱允炆，朱元璋在临死前曾留下一个小箱子，并嘱咐当遇到大难时打开。翰林院编修程济打开箱子，发现里面有三张度牒、十锭白金，以及和尚用的僧衣、僧帽僧鞋和剃度用的剃刀。在箱子里，朱元璋留了一封信，让朱允炆和随从分头走小路逃出皇宫。朱允炆君臣依计而行，经过一番波折后逃往云南省。其后由于朱棣持续派人追踪，朱允炆等人被迫云游四方，到了朱祁镇时期，才主动向朝廷坦白自己的身份，最终被安排在宫中颐养天年，得以寿终。然而这毕竟也是一家之言，且和“自焚说”一样，没有确凿的证据。
对于朱允炆究竟逃到了哪里，今人的说法也是多种多样，但多数都是以家谱、家谱为依据，缺乏有力的论述：
（1）定居于湖南省、湖北，改姓为“让”
让廉所编《让氏家谱》记载：建文帝假扮僧道逃出南京，改名让銮，云游各地，在湖南、湖北一带定居，死后葬于武昌洪山。台湾学者陈万在《明刘盈出亡考证》一文中持此说，后来让氏后人、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让庆澜找到明史专家商传，商传就此亦创作了《<让氏家谱>与建文帝出亡考》一文，但在文中商传只明确表示他认可“出亡说”，至于朱允炆是否改姓为“让”，他认为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2）定居于湘潭市，改姓为“何”
湖南湘潭学者何歌劲依据大量家谱，结合民间传说，对照地方志与正史资料，综合分析考证出湘潭锦石何氏始祖何必华即为朱允炆。
在《明建文帝朱允炆改名何必华落籍湘潭详考》一文中，何歌劲称，靖难之役后，建文帝得凤阳籍将军何福之助，由其弟何禄等护送，于永乐二年（1404年）来到湘潭，潜入银塘，娶土著何氏女为妻，定居碧泉，终老民间。参与保护朱允炆的，还有镇远侯顾成与高阳忠壮侯韩成之子韩观的家族人员，以及落屯湘潭市、昭山等地的吴良吴高部属、凤阳籍军官、朱氏家族人员等。
（3）定居于青海瞿昙寺
泰山学院学者公维章根据民国《创修渭源县志·艺文志》中《五竹寺记》及一册康熙《渭源县志》书后的一页《五竹山五竹概略·诗名缘起》中的两条资料，提出朱允炆出亡青海瞿昙寺说。他认为朱允炆一行昼伏夜行，沿云南省、巴、蜀，从甘肃陇南进入甘肃、青海省的河湟地区，随臣分散于河湟狄渭各地，暗中护卫建文帝；建文帝隐居于青海瞿昙寺所属的一座寺院，在瞿昙寺上层的保护下，直至老死。
（4）长期生活于贵州安顺
山东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刘乐一等认为，从贵州省通志及徐霞客游记和民间传说可以推断，明建文帝曾避难于贵州白云山，且出家为僧在这一带长期生活。
刘乐一曾应贵州省安顺地区博物馆之邀，到位于布依族自治区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境内的红崖山考察“红崖天书”。所谓“红崖天书”，是指在贵州关岭县龙爪村晒甲山一岩壁上，分布20多个怪异神奇的古文字，似篆非篆，若隶非隶，非携非刻，横不成行，竖不成列，大小不一，其内容无人能解，人称“天书”。因“天书”所在的岩壁呈红色，又被称为“红崖天书”。刘乐一通过确认摹本，对古迹中出现的“允”字和“丙戊”年及诸多形体符号深入考究，认为此遗存与明朝“建文帝逊国”有关。高峰寺内斋堂地下室藏身洞中有高约一米、宽约一尺的方解石，上刻“秀峰肇建文迹，尘知空般若门”，方石后有明万历时所刻制的石碑，碑文称高峰寺建于洪武七年（1374年），开山僧秀峰大师于永乐四年（1406年）七月收留过建文帝，时间与红崖天书上的年份相合。
（5）其它可能的出逃地
除此之外，被列为朱允炆可能的出逃地的，还有陕西汉中南郑、四川达县中山寺、福建宁德上金贝村、江苏吴县、福建泉州开元寺、福建福州雪峰寺、湖南长沙县影珠山、四川广元青川等地。
人物评价
《明史》：惠帝天资仁厚。践之初，亲贤好学，召用方孝孺等。典章制度，锐意复古。尝因病晏朝，尹昌隆进谏，即深自引咎，宣其疏于中外。又除军卫单丁，减苏、松重赋，皆惠民之大者。乃革命而后，纪年复称洪武，嗣是子孙臣庶以纪载为嫌，草野传疑，不无讹谬。更越圣朝，得经论定，尊名壹惠，君德用彰，懿哉。
孟森（中国近代明清史研究先驱）：帝仁柔乐善，实为守文令主，但英断不足，所用齐泰、黄子澄固非任当日艰巨之才；即所敬信之方孝儒亦不免迂阔之，主张削藩，轻为祸始……削藩一事，古有明鉴，方孝孺以学问名世，何竟不能以古为鉴，避其覆辙！……果不主削藩，自当权有无强宗之利害；既主削藩，则贾谊、主父偃之谋不可废也……此不能不谓帝之暗，亦群臣之疏也。
晁中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建文帝继位后，在短短四年间进行了内容广泛的革新，有得有失，一改朱元璋重武轻文的倾向，优容文士，提高其品级；他宽刑省狱，平反冤案，改变了动辄诛杀的严酷的政治空气；他减轻赋税，解决“江浙赋独重”的积弊，颇得民心。但他“锐意复古”，甚至要实行井田制，对官名、宫名、殿名等仿周礼频繁更改，徒增纷扰。尤其是对威胁最大的所谓“藩王之害”，他未能果断处置，在“削藩”问题上连连失误，因而丢掉了皇位，致使那些很有意义的革新措施也未能有效推行。
亲属成员
史书记载
《建文朝野汇编》，（明）屠叔方 著
《革除遗事》，（明）黄佐 著
《姜氏秘史》，（明）姜清 著
《致身录》，（明）史仲彬 著
《明史·本纪第四》，（清）张廷玉等 著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五至十七》，（清）谷应泰 著
影视形象
参考资料
建文皇帝.故宫博物院.2024-0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