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国共两党间建立的合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1937年8月至1946年6月之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建立的合作。

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后，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开始督促国民党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兵谏蒋介石，要求其抗日。经过各方谈判，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卢沟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中国国民党。8月中旬，蒋介石被迫同意将陕北地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往山西抗日前线。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10月，在南方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双方在军事，政治方面多层次合作，同时由于中国国民党的反共方针，其曾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没有使双方合作关系破裂。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宣布双方将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1946年6月，中国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

第二次国共合作结束了国家分裂、两党对立的局面，推动了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通过国共两党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相互配合，打赢中国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共合作使国共两党从双方联系渠道彻底断绝状态，转变为遇事协商的形式，推动了民主进步。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合作过程中反对分裂，维护统一战线的举措，使人民在实践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坚强核心。

事件背景

中共政策的转变

1935年6月，在日本武力胁迫下，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向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发函，承诺驻守河北省的第51军和第25师撤退出境，史称《何梅协定》。与此同时，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也被迫与关东军代表土肥原签订《秦土协定》，承诺取消察哈尔省内中国国民党的机关，撤出驻守察哈尔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签订后，日本实际控制了冀、察两省，并加紧对华北地区的渗透和掠夺，使华北地区进一步殖民地化。

此时中共中央意识到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已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各方势力之间的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委员会正式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号召大家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事业而奋斗，并主张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抗日联军。

1935年10月，日本内阁会议正式通过了《鼓励华北自主案》，香河县、安次区、庆云、曲阳县等数十县，先后发生了在日本人操纵下的“自治运动”。10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重申愿同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部队、任何社会团体、任何抗日反蒋者，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进一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蒋介石在大会上发表了《对外关系之报告》。《报告》表示，不到最后关头，决不放弃与日本的和平谈判。同时坚持对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敌视态度，坚持反共方针。

1935年11月25日，河北省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发表宣言，宣告冀东停战区“自治独立”，冀东大片国土脱离中国政府的统治。与此同时，日本威胁已调任平津卫戍司令的宋哲元，要求华北自治。11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迫于日方压力，宣布撤销北平军分会，任命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而后，日本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冀察二省变相“自治”。

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向华北最高当局发起大规模请愿行动，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所谓的“自治运动”。游行队伍遭到军警袭击，100多人受伤，30多人被捕。次日，北平市全市学生举行总罢课，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广泛响应和支持，上海市、武汉、南京、广州市、杭州市、长沙市、重庆市等地学生先后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

1936年4月，中国共产党放弃“抗日反蒋”的口号，并发布《为创立全国各党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以推动中国国民党政策的改变。5月5日，中国共产党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五·五通电》，将“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抗日”，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而后在又接连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央关于蒋抗日的指示》等，提出“联蒋抗日”、“请蒋抗日”、“逼蒋抗日”的政策。

1936年5月31日，在上海开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会，大会制定了抗日救国初步纲领，并发表宣言，建议全国各党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立即派正式代表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10月26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46位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联名致书蒋介石及中国国民党西北各将领，指出在强敌入境、国难当头的局势下，一切谈判都将要在抗战的最高原则之下求解决，督促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7日上午，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首领张学良至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苦谏”，力劝其抗日。蒋介石自言决心已定，“剿共”政策不变。12月9日，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决定在“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推动蒋介石接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张学良用电话向蒋介石报告了这一情况，蒋介石下令“格杀勿论”。张学良驱车赶上学生，劝阻学生们停止游行，避免流血事件，并承诺在一个星期内答复同学们的要求。

12月12日凌晨五时，张学良派东北军包围华清池，迅速解除了蒋介石卫兵的武装，找回躲在骊山虎畔石边的蒋介石，于十时许将其移送到新城大楼。与此同时，第十七路军首领杨虎城派出部队接管西郊机场，将陈城、蒋鼎文、朱绍良等10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拘捕。张学良、杨虎城当日向全国发表通电，提出停止一切内战，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救国。中国共产党闻讯后，于16日派周恩来、秦邦宪、叶英组成中共代表团参加西安的谈判，争取事变和平解决。23日，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在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正式谈判。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参加谈判，并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同意停止“剿共”和联红抗日等谈判协定，和平谈判初获胜利。

1937年2月，中国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国共关系和对日关系。会议在对内政策上，确定和平统一，使一切形式的国内战争基本上停止。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表示如果让步超出忍耐之限度则只有发起抗战。国民党基本上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意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粉碎国民党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国内和平初步实现。此后，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成为可能。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937年7月7日晚，日军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在卢沟桥以北举行夜间演习。深夜11时半许，清水节郎以一名日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城搜查。在遭到中国守军拒绝后，日军即包围宛平街道县城，炮轰芦沟桥和宛平县城。中国驻军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37师110旅旅长何基洋下令还击侵略者，坚守阵地。8日，蒋介石接到北平市市长秦德纯报告芦沟桥事变的电报后，给29军军长宋哲元下令固守勿退，发起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当天中共中央在延安向全国发出通电，即《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团结抗战，才是唯一出路。9日，中国工农红军将领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肖克、左权、徐海东等致电国民政府，表示红军即愿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与日军作战。当天，中日军队达成口头协议，停止射击，日军撤至丰台区，国军撤至宛平街道以西，宛平由保安队接防。7月28日，日军发10万兵力再攻北平市、天津市。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官兵坚守阵地，同进犯的日军展开了肉搏战，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英勇殉国。29日，日军攻占北平，30日又攻占天津。

8 月12日，中国国民党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以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另设国防参议会，汪精卫为主席。除国民党成员外，周恩来、林祖涵、秦邦宪、沈钧儒等为参议员。13日，日军向上海市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淞沪会战正式爆发。14日，中国方面密令部队向上海集中，采取攻势作战，国民党政府正式对日宣战。

合作历程

谈判酝酿时期

早在淞沪会战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就曾与中国国民党就双方合作问题展开过多轮谈判。1937年2月，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与中国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市谈判。中共代表团提出，可以接受中国工农红军改编，红军改编后，人数为六七万，编制为四个师。但国民党代表提出红军人数只准编制两个师，经过激烈争议，商定红军编制三个师。在讨论起草方案过程中，国民党提出红军要缩编至两万余人，且要取消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服从国民党方面的一切命令。中共代表认为这个方案使中共失去独立性，予以拒绝，西安谈判就此结束。

同年3月至4月，周恩来与蒋介石在杭州市再次谈判。周恩来提出最好的合作办法是制定一个“国共纲领”，作为双方行动的准则。蒋介石要求周恩来起草一个纲领，以便讨论。周恩来返回延安市后在扩大会议上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汇报，会议决定起草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5月至6月，周恩来、林伯渠携带中共中央草拟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又与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张冲在庐山谈判。此时蒋介石提出要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将共产党合并到中国国民党中，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周恩来拒绝了蒋介石的提议，返回延安。中共中央此时做出让步，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组织必须有共同纲领，且保持共产党的组织独立及政治宣传的自由。中央将上述意见致电蒋介石，蒋介石表示拒绝。

7月，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在庐山再次进行谈判。中共递送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表示中日开战后，宣言即可发表，但合作方式仍要坚持原议，中共代表拒不让步，这次谈判仍无结果。

正式达成合作

8 月中旬，淞沪会战爆发，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康泽在南京再次谈判。此次谈判上，蒋介石同意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后改称司令部) ，统率三个师，编入抗日战争的军队战斗序列，并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8月22日，中国国民党政府正式发布改编令。协议达成当天，周恩来、朱德即离开南京市返回陕北洛川县，叶剑英留南京继续交涉。同一天，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时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随即开往山西省抗日前线。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育的谈话》，此时国共双方都表示了合作抗日的意愿，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全面抗战初期

八路军进入山西省后，便与阎锡山、傅作义、卫立煌等中国国民党将领共同研究作战配合事宜，进而确定了平型关大捷计划。9月25日，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消灭日军千余人，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9月29日，毛泽东发表《国共合作成立之后的迫切任务》，要求中国国民党改变政治制度和军队制度。此后，中国共产党派出李克农、钱之光、李涛、边章五、廖似光等大批干部到武汉市参加工作，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南京市、太原市、西安市、兰州市、新疆、武汉、桂林市、重庆市等地先后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代表中共开展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与此同时，位于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于10月2日改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共一万余人。

平型关大捷后，日军集结兵力进犯阎锡山、卫立煌等中国国民党部队。中国共产党派出周恩来携带电台随阎锡山行动，以便协调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双方商议，参加忻口战役的国共部队统一部署，编为右、中、左及预备等4个集团军。右集团军由朱德指挥，中央集团军由卫立煌指挥，左集团军由杨爱源，总预备军由傅作义指挥。忻口战役打响后，国民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集团军担任正面防御，朱德指挥第18集团军主力在日军背后和侧翼开展游击战。第18集团军29师一部配合娘子关的国民党守军巩固后方，另一部袭击阳明堡日军的机场。在国共两党军队的密切配合下，忻口战役共阻击日军23天，击毙日军官兵 5 万余人。

1937年12月18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抵达并常驻武汉，继续同中国国民党就两党关系团结抗战的有关事宜进行会商。中共代表团除却向来访的中国国民党军事人员宣传抗日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帮助他们振奋抗战精神外，还常到国民党的军训班中去讲课，宣传游击战争的作用。

1938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的《新华日报》在武汉市出版发行。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蒋介石任命国民党陆军上将陈诚为政治部部长，周恩来为副部长。3月，国民党在武汉市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抗战建领》，规定以三民主义为抗战和建国的最高准绳，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势力，制止日本侵略。4 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路过延安市，毛泽东出面接待。毛泽东称卫立煌是坚持华北抗战的领导者，卫立煌称边区各地的人民组织是全国的模范，并表示要继续和八路军合作。卫立煌到达西安市后，当即下令给八路军拨发了一百万发子弹，25万枚高爆弹，108箱牛肉罐头。7月，首届国民参政会正式召开，中国国民党方面邀请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陈绍禹、秦邦宪、邓颖超7人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同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将其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军事战略指导思想。11月，从武汉撤到湖南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先后在长沙市和南岳区召开最高军事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应邀出席，会议决定由国共两党合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为各战区培训骨干，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被任命为负责人之一，叶剑英与中国国民党派出的白崇禧、汤恩伯等共同主持班务。

全面抗战中期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蒋介石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讲话，会议通过了《整理党务》的决议，规定中国国民党要以防共反共为中心任务而加紧组织的发展。会议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随后国民党制定和发布了《共党问题处理办法》《沧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等一系列反共法规来限制共产党的发展。

1939年5月，中国国民党围绕共产党陕甘宁边区修筑封锁线，限制共产党交通。11月，中国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决定将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的策略改为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12月，国民革命军队袭占了陕甘宁边区八路军驻防的淳化、枸邑、正宁县、宁县、镇原五城。山西省的阎锡山摧毁了共产党晋西边区内沁水县、阳城县等七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共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两千人左右。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反对分裂，采用“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予以反击，驱逐了绥德分区五县的中国国民党军队，消灭了一部分阎锡山的部队，予以警示。

1940年7月，国民党出台《中央提示案》，规定八路军和新四军必须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之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地区。10月19日，正当八路军在华北举行“百团大战”之际，国民党发出电报，要求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一个月之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同时由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11月9日，共产党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发表通电，一方面表示国民党此举是在反共，另一方便又表示为了顾全大局而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开赴江北。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开始从皖南云岭等地北移， 6日行至茂林镇时，遭到中国国民党军队顾祝同、上官云相部袭击。双方战斗七天后，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先后牺牲，史称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先是封锁消息，又于1月17日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

中国共产党通过报刊揭露事件的真相，并在全国各地发起了群众性的抗议活动，周恩来在重庆与国民党当局直接进行谈判，而且重建了新四军军部。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1月23日，新四军新的军部在苏北成立，全军扩展为 7 个师，共9万余人。3月14日，蒋介石约请周恩来谈话，表示愿意通过谈判解决两党问题。3月25日，宋美龄举行宴会，周恩来与蒋介石在宴会上讨论了停止进行军事进攻，制止政治压迫和释放叶挺，解决南事变等问题。在谈判中，蒋介石要求共产党配合国民党进行中条山战役，周恩来于 5月中旬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报告后，毛泽东表示同意配合作战。 5月1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要求其与国民党团结对敌，配合作战。彭德怀发布配合国名党军队作战的命令，并具体部署了各部队破击交通的任务。战役打响后，八路军在冀南、白晋线、正太线、同蒲铁路、平汉线等地区，展开了交通破袭战。此后，各部队同时在同蒲路、京包铁路、正太路、平汉路等铁路线再度展开配合作战。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共两党领导的两个战场的作战继续保持互为需要的战略配合关系。国民党军队继续在正面战场牵制日军，八路军在敌后战场加以配合，并给予物质帮助，屏护中国国民党的正面战场。

全面抗战后期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的《中国之命运》，提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方针，表示要在“二年之中”将中共铲除。6月，中国国民党报刊大量散布中共“应放弃共产主义”，“取消陕北特区”等反共言论，同时派军队包围了陕甘宁边区，并不断发起试探性的挑衅进攻。7月4日，毛泽东打电报给驻重庆市的董必武，要他发动国统区广大群众及各阶层人七起来呼吁制止内战。7月9日，朱德致电蒋介石、何应饮等人，要求他们制止内战。同一天，延安市召开群众大会，动员边区军民反对内战。此外，晋察冀、晋绥区、晋冀鲁豫等地军民都纷纷举行民众大会，发表通电，一致表示要保卫陕甘宁边区，坚决打击中国国民党的军事进攻。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召开，蒋介石在会议上宣称，中共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应该以政治方面来解决。随后，国民党委派邵力子约见董必武，提出双方停止互相刺激，用政治谈判解决问题。

1944年1月16日毛泽东约见国民革命军事当局驻延安市联络参谋郭仲容，要他转告国民党，中共欲同国民党举行谈判。4 月29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和王若飞等离开延安市赴西安市同国民党谈判。五月上旬，林伯渠和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和王世杰举行了五次谈判，但由于国民党只要求共产党接受国民党的《中央提示案》，而不接受中共的提案，谈判陷入僵局。8、9月，双方继续通过信函交涉，但中国国民党坚持不承认中共的合法平等地位，不解除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不释放政治犯，谈判并未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报告了国共谈判的经过和未获得成果的原因，正式提出了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11月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到延安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双方在延安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协议》，约定将国民政府应改组为联合政府，联合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抗日党的合法地位。随后，中共中央委派周恩来去重庆市，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商谈具体实现联合政府。蒋介石提出共产党必须拥护国民党政府，并将军队交国民政府指挥，才可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周恩来没有接受，并于12月初返回延安市。1945年1月，国共双方再次谈判，国民党依旧要求改编中共军队，谈判再次破裂。

1945年5月23日，国民党集中三个战区10个师的兵力，向中共苏浙军区进犯，新四军发起反击。五天后，新四军将国民党军队击溃。7月15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调集了 9 个师的兵力，开到陕甘宁边区南线附近。21日，国民党军向淳化、耀县的爷台山一带进攻。27日，八路军转移，爷台山被国民党占领。

1945年8月初，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 8 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全国军民加强团结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8 月12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至此，中国全民族抗战国在国共两党合作、两个战场相互配合下取得了最后胜利。

合作宣告破裂

8月28日，中国共产党代表毛泽东前往重庆市与中国国民党就战后一系列事宜展开谈判。10月10日，双方签订《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 (即《双十协定》)，宣布将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坚决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时，双方确定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出席、讨论和平建立新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但中国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承认解放军和解放区，双方在军队和政权等根本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

《双十协定》签订后，中国国民党依然继续调兵进攻解放区，双方军事摩擦不止。1946年1月10日，双方签订《关于停止国共冲突的命令和声明》，由双方所属部队发布停战令。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会议最终确立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原则。4月1日，蒋介石违背停战协定，向解放区举行军事进攻。6月26日，中国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同年11月19日，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等15人离南京返回延安市。1947年2月21日，叶剑英带领最后一批人员离开北平市回到延安。 2月下，国民党重庆市警备司令部和国民党南京卫成司令部分别致函中共驻上海市、南京、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限3月5日前全部撤离，第二次国共合作至此全面宣告结束。

意义与影响

形成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前，中央政府与各地方政府之间，地方各实力派之间，国共两党之间均存在长期的对立与战争，全国处于一片混战局面。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后，由于贯彻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发展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等进步势力，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孤立亲美派中国国民党和亲日投降派等各种政治力量的建议，各阶层得以相合合作，一致听命于中央。结束了国家分裂、两党对立的局面，推动了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将中国融入到世界反法西斯主义阵营中，通过国共两党在正面战成和敌后战场的相互配合，成功击退日本侵略者，打赢抗日战争。

推进民主进步

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了民主进步。国共两党从双方联系渠道彻底断绝状态，转变为遇事协商的形式，无论是对外抗日还是对内调整双方关系，协商都成为了双方默许的方式。并且形成了具有民主性质的国民参政会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参政会是国民政府基于抗日目标牵头成立的一个机构，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它为中国国民党、共产党、中间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多方政治势力提供了一个合法、公认的政治交流平台，带有参政议政的民主性质。在协商过程中，其他政治力量也逐步兴起与壮大，例如民主同盟、青年党等。这些政治力量在各个平台积极发挥作用，参与协商，并在协商过程中提出一些民主主张，比如成立由各方政治势力和成员广泛参与的联合政府，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基本的自由权利等等。

中共形象的深入民心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国社会各阶级各政党各社会集团和群众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更能代表广大人民利益。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以阶级利益服从民族利益，把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由中国国民党相应战区统一指挥。在战争相持阶段，国民党不断制造摩擦事件，破坏两党团结，甚至制造“皖南事变”一类事件，但中国共产党始终维护和巩固统一战线，反对分裂和投降，成为民族战争的中流砥柱。随着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发动内战，国共第二次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赢得民心，使人民在实践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坚强核心。

参考资料

历史今日9月22日: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中国军网.2025-04-15

第二次国共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