贱籍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种法定社会等级，主要指不属于士、农、工、商四民之列的特定群体。贱民是等级社会中社会地位世代低于普通人的特殊的阶层，一般不能和普通民众通婚，且与奴隶制度有关。贱籍制度自古已有，沿袭千年，直至清朝雍正年间才被废除 。
贱籍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不得参加科举，不能做官，不许购置土地产业，不能和普通民众通婚，且从事当时社会所谓的“贱业”，备受社会歧视。主要包括浙江省惰（也作堕）民、陕西省乐籍、山西省乐籍、北京乐户、广东省疍（dàn）户、浙江九姓渔船、安徽的伴当、世仆、江苏省丐户等 。贱籍的产生大致分为两种：一是历史遗留，如因政治问题遭到迫害的达官贵人的子孙后代；二是生活环境，如广东疍户等以船为家、捕鱼为业的群体。
雍正帝在位期间，认为贱籍是相沿之恶习，应开豁为良，下圣旨令各地督抚查明具奏，废除贱籍，使上百万地位极度低下的贱民重归良民 。这一举措在当时社会中具有重大意义，为贱民争取到了相对平等的生存权利，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
贱籍由来
中国封建时期，平民分四个阶层：士、农、工、商。士指士宦，农指农作，工指百工，商指商贩，士最高而商最末，统称四民。四民之下，还有一等，就是贱籍，亦称贱民，而四民则称良民。
贱籍制度据说始于唐朝。贱籍除了官奴和私奴之外，还包括从事社会最低层工作的人群，与其从事的职业有关，如娼妓、皂隶、倡优、乐户、丐户、堕民、疍民等。
有相当一部分贱籍是被作为一种惩罚手段由平民贬为贱民的。在天宝法典《唐六典》中有「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的典律，其中的「官奴婢」就属于贱籍。
贱籍不能报捐，不能科试，不能香港置地，即使与平民结婚，其所生后代亦从贱不从良。因此，一旦为贱，则世代为贱，很难脱离。
由于出头无望，很多贱籍或谋反或为盗寇，一些规模较大的贱籍部族，比如著名的建德市「九姓渔户」，甚至受地方控制，成为对抗中央集权的地方势力。为了解除隐患，清代雍正帝推出了「开豁贱籍」政策，即废除贱籍制度，豁免所有贱籍。由此，中国的贱籍制度开始逐渐消亡。
贱籍特点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良贱制度是一种严格的社会等级划分，它在国家的法律和民间习俗中都有所体现。贱民作为社会最底层的群体，其身份和权利受到严重限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地位低下
贱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极为低下，他们只能从事被指定的低贱职业，如娼妓、乐户、衙役等。这些职业往往是终身和世袭的，贱民的户籍不得随意变更，其子孙也继承贱籍，难以脱籍。在日常生活中，贱民与良民的交往受到严格限制，包括称谓、礼节、服饰、居住区域和出行方式等方面，都有明确的区分和规定。
法律诉讼不平等
在法律诉讼方面，贱民不具备独立人格，因此也不具备独立主体的地位，他们不能作为诉讼的主体，而只能成为诉讼的对象。在官司中，贱民的辩驳往往不被重视，而且在良贱之间的纠纷中，官吏通常会偏袒良民，贱民很难获得公正对待。法律还对贱民的行为施加更重的处罚，如奴婢殴打家长的刑罚就比普通人重。
婚姻限制
贱民在婚配上受到严格限制，他们只能在贱民之间通婚，法律严禁良贱联姻。一旦发生良贱通婚，将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良民通常也不愿意与贱民婚配，因为一旦与贱民结婚，良民就会失去其良民身份，转变为贱民。因此，贱民之间的婚姻形成了一种封闭的循环，使得贱籍身份得以延续。
教育与仕途的限制
贱民被剥夺了受教育和参加科举的权利，这使得他们无法通过科考进入官僚体系。直到清朝乾隆，才有所放宽，允许部分贱民在报官改业后，经过审查，其子孙可以参加科举。但即便如此，只要有近亲属仍从事贱业，贱民的应试权利仍然受到限制。此外，即使贱民有足够的财富，法律也禁止他们通过纳捐的方式获得官职或功名。
贱籍分类
衙役皂吏
衙役的社会地位较低，他们没有官方身份，属于衙门自行召集的当差人员。在清代，衙役的年薪非常低，通常只有几两银子，因此他们主要依靠陋规（即非正式的收费和贿赂）来维持生活。衙役中，皂隶、马快、步快、捕役、仵作、禁卒、门子等法律上被列为“贱民”，其地位相当于妓女、戏子或奴婢，被禁止参加科举考试及进入官场。
娼妓
娼，原为“倡”，起于音乐，与“优”同。汉许慎《说文解字》：“倡，乐也；优，饶也，一曰倡也。”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以其戏言之谓之俳，以其音乐言之谓之优；亦谓之倡，实一物也。”隋·陆法言在《切韵》中认为：“妓，女乐也。”古代的娼男女不分。《汉书·李延年传》称，李延年的父母兄弟都为倡。唐以后，娼妓多为女性。我国古代娼妓历史发展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时期，殷商时期（前十六世纪～前1027 年），为巫娼时代。主要形式是宗教卖淫。第二时期，西周公国至东汉（前 1027～219 年）为奴隶娼妓及官娼发生时代。西周，开奴隶娼妓之端。春秋《管子》中所谓“女闾”，刘彻时期所谓“营妓”，均为奴隶。第三时期，三国历南北朝至隋（220～617 年）为家妓及奴隶娼妓并进时代。秦汉，私奴隶极盛，此时变为家妓或私娼。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妓臻空前盛况。同时，仍袭汉代“营妓”。男娼在此期亦盛。第四时期，唐、宋、元、明四朝（618～1643 年），是官妓鼎盛时期，唐、宋有“官妓”“营妓”，明代有“教坊司乐户”。第五时期，清入关以后（1644 年后），为私人经营娼妓时代。顺治十六年（1659 年），京师教坊司女乐改用太监。康熙帝十二年（1672 年），礼部奏各省春仪禁用伶人娼妓。雍正元年（1723 年）以后屡次诏谕，开豁为良，解放各省教坊乐籍等贱民阶级。至此，革除了历唐、宋、元、明四朝的“官妓”。此后，娼妓完全为私人经营。相沿数千年的“奴隶娼妓”遂成历史。娼妓制度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始终，其起源和兴盛，与政治、文化、社会、经济有密切关系，是封建统治者的一种愚民政策。清·龚自珍在《京师乐籍说》中分析认为，封建统治者倡行娼妓之制，其目的在于使天下游士缠绵歌泣于床笫之间，耗资财，损体力，流失才华，无暇读书，不思古今，漠视国事，从而“无谋人国之心矣”，以稳固其统治地位。
乐人
是官妓的一种。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专以歌舞娱人;另一类除了表演歌舞外，还兼操淫业。元·关汉卿《谢天香·楔子》:“小人张千，在这开封府做着个乐探执事，我管的是那僧尼道俗，乐人迎新送旧都是小人该管。”(《元曲选》)这里的“乐人”指的就是第二类。乐人的来源有二:一是乐籍子弟，世代为乐人。二是将犯罪的妇女或犯人的妻女没入官府，充当官妓，从事歌舞吹弹，名隶乐籍，户称乐户，人日乐人。乐人身份低贱，清代之前和清前期属贱民等级，不得列于士农工商四民的名籍。不许读书、应举、做官，不准与良人通婚。自清雍正元年(1723年)开始，清廷颁发了一系列诏令，开豁贱民为良民。雍正元年和爱新觉罗·颙琰十四年(1809年)，曾两次颁令，令乐人削乐籍，并改业从良，“与编氓同列”。(《清文献通考》卷十九)乐人被豁贱籍后，除在日常生活中仍被贱视外，政治上，仍不能立即取得良民应有的全部权利。他们被准许从事农业或手工业、商业，甚至也可习文读书，但不得应试出什或捐纳为官。直至其第四代孙，在本族亲友均系清白自守的条件下，方准报捐入仕。但“开豁为良”为乐人脱离贱籍解除了法律禁令，是一大进步。
堕民/丐户
元明清时期特定区域内生存的贱民。又称丐户、惰民、大贫、怯邻户、惰病、大病等。
主要分布在浙江省的绍兴市、宁波市和江苏省的苏州市、常熟市地区，以绍兴最多。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风俗》“丐户”条称：“今浙东地区有丐户者，俗名大贫。其人非丐，亦非必贫也。或云本名惰民，讹为此称，男不许读书，女不许缠足。自相配偶，不与良民通婚姻。即积巨富，禁不得纳赀为官吏。”可知堕民与山陕地区的乐户相类，地位卑下，属于古代的贱籍，不能与良民通婚，不能应考做官。在行为举止、居住区域和服饰等方面，堕民也受到各种限制，如不能高声说话，走路不能昂首阔步，不能成群结队、聚众集议，只能在特定区域居住，不能与百姓混杂，且只允许住低矮的房屋，男子不能穿旗袍，衣服以青色为主，女子青衣蓝裙，发髻高于常人，不能戴耳环，不能缠足，等等。
关于堕民的起源，论述众多，如绍兴市地区即存在七种说法：其一，堕民是越王勾践时的“野合之后”。其二，堕民原是春秋战国时某国的投降叛逃者，后沦为贱民，成为堕民的前身。其三，西汉初期项羽兵败乌江后，江东子弟不肯降汉者被视为不臣之民，归入堕民。其四，唐代宫廷乐师因在安史之乱中“乐而忘忧”，被贬为“堕乐”，流落江南，度曲为业，称为“度民”，后演变为“堕民”。明代徐渭提出堕民“相传为宋罪俘之遗，自云宋将焦光瓒部属，因叛宋投金，故被斥”，稍后的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也说堕民“乃宋朝杨延昭部将焦光瓒家丁，得罪远徙，流传至今，世充贱隶”。其五，元朝政府贬宋皇室、功臣子孙为“大贫”。其六，堕民产生于明初，其说有三，一是明代宫廷贬元朝名将后裔与元兵“世为汉族奴”；二是朱元璋贬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部属为“丐户”；三是朱棣将朱允炆忠臣子孙贬为堕民。综上所述，堕民来源今已很难有清楚的解释，但从历史上看，堕民的产生肯定与古代贱民政策有关，这种现象并非一朝所特有。明初至中华民国，堕民的悲惨境遇却并无根本改变。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堕民才真正获得了平等的地位。
自明代开始，堕民即被排除在四民之外，如万历《会稽志·风俗志》所云：“四民中居业不得占，彼所业民亦绝不冒之。”堕民与读书仕进、工商和农业绝缘，只能从事四民所不为的贱业，如收旧货、卖鸡毛、做饴糖、捉青蛙、倒夜香、剃发梳头等。一般认为，堕民在四民中有自己相对固定的服务对象，其服务对象称为“门眷”“门户”“主顾”。四时八节，堕民可以各种名目到主顾家提供带有讨彩头性质的服务，此时主顾即使心有不愿，也不能拒绝。主顾家有红白喜事或其他庆典时，由女堕民充当喜婆、媒婆，男堕民充任乐户，负责杂役、轿夫等工作和鼓吹、做戏等演艺活动。
万历《绍兴府志》提及堕民在立夏日“出鲜衣，鼓笛相娱”，《清稗类钞》则记载，堕民“男为乐户”，在婚礼上吹唱。中华民国《萧山县志稿》亦称：“人家婚丧，以堕民司鼓乐。”堕民在四民的各类仪式上主要从事“吹唱”，包括鼓吹和说唱，鼓吹以吹打为主，乐器多为唢呐；说唱以坐唱为主，唱者不需装扮，使用竹笛、洞箫、鼓、头管、二胡、板胡、月琴、三弦琴等乐器伴奏，所唱曲目多带有乡土气息。晚清以后，堕民逐渐成为当地演戏的主要群体，清代范寅《越谚》谓当地戏班“皆堕民为之”。堕民演戏的方式分登台扮演和木偶戏两种，所演剧目类型多样，根据演出场合而有庙会戏、节令戏、聂氏宗祠戏、喜庆戏和事务戏等。
清末民初，堕民成为绍兴市乱弹的台柱，绍兴地区三埭街几乎每家的男堕民都从事戏业，演技好的进专业剧团，演技一般的进唱班。颇负时誉的绍剧演员有不少出身于堕民家庭，其中包括小花脸王茂源、小生阿林、老生彭云生（筱昌顺）、花旦林玉麟以及以演出《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而闻名的章宗义（六龄童）等。可以说，绍剧的繁荣发展和堕民的参与有着直接关系。
伴当、世仆
伴当，世仆的一种称谓。常见于江南徽州府。他们与地主之间有人身隶属关系。社会地位相当于乐户与堕民。元明清时期世代相袭的仆从称为 “伴当”。伴当始自元初，可能是因势家大族隐占军匠户而产生。由于世代相袭，便出现了此姓为彼姓服役、乙姓为甲姓世仆的隶属关系。明清时期徽州伴当较为多见。清雍正五年（公元 1727 年），经过长期的斗争，安徽徽州、宁国市、池州市三府的 “伴当” 被清政府宣布一律不以 “世仆” 对待。
佃仆
佃仆是封建社会奴隶制的残余。佃仆制出现于宋代，在明清时期的徽州比较兴盛。佃仆一般被称为“佃田之仆”，即佃仆是租佃地主士地的奴仆。其来源主要是迫于生计而租种地主庄田、被释放的家内奴仆，一般都是“种主田、住主屋、葬主山”。佃仆在社会地位上属于小姓、小户。小姓、小户先前并非都是佃仆，但都是被勒迫为佃仆的对象。年深日久，小姓、小户之称便同佃仆一词通用了。
佃仆近于奴仆，以贱民视之，在法律上归入奴仆类。其妻女则称为“"婢”或“庄婢”。一旦沦为佃仆，即打上主仆名分的印记，且是“数十世不改”，佃仆即便三代不再应役，仍被视作贱籍，在地方社会中饱受歧视。佃仆在经济上不同于奴婢，他们相对独立，有独立的个体小家庭经济，有自由支配的劳动时间。地主只能以地租和劳役的形式部分地占有他们的人身和劳动成果。
疍户
亦作“蜑户”“蛋户”或“蛋民”。疍民是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沿海地区的一种水上居民。多以船为家，少数居于水滨。地位较一般民户为低，是贱民的一种。疍疍户之称源于何时，已不可考。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将 “蜑” 释为 “南方夷”。后来称为 “疍蛮”“水居蛮”。主要从事捕鱼、采珠及水上运输等业。元以前，统治者一般不允许其冒充民户、改换职业或上岸居住，元泰定元年（1324 年）将部分疍户改为民户。明洪武年间，有人主张籍疍户为兵。清朝改变不许疍户上岸居住的政策，并允许其同一般良民编入保甲。但其实际社会地位仍较一般民人为低。清以后疍户飘泊流离、遭受歧视的境况一直未得到改善。
废除
清世宗雍正帝登基后，先后发布一系列诏令，开豁某些贱民为良民。雍正五年(1727)四月，世宗发出上谕，决定将“山西省之乐户、浙江省之惰（也作堕）民，皆除其贱籍，使为良民”，并把这些“贱籍”之民编入齐民，成为向国家承担赋税的“良民”。改造“贱籍”的活动在雍正朝之后也一直持续，例如乾隆二十四年(1769)规定，准将徽州(今歙县)、宁国市(今安徽宣城)、池州市(今安徽贵池)三府未立文契的佃仆开豁为良。嘉庆十四年(1809)重申关于将皖南细民与乐户、惰（也作堕）民、丐户-样削籍并改业为良。清政府豁贱为良，使这些“贱民”在政治上取得了一些良民应有的权利。他们被准许从事农业或手工业、商业，甚至可习文读书。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革除了千百年来的积弊，对于消弭民间反抗、稳定社会、维护专制统治均有积极意义。
参考资料
雍正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保证推行朝廷廉政.中国新闻网.2024-08-23
豁贱为良.豁贱为良.2024-08-23
娼妓.娼妓.2024-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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