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周代礼制) - 简单百科92e.net

周代礼制，称之为礼乐制度，分礼和乐两个部分。礼的部分主要对人的身份进行划分和社会规范，最终形成等级制度。乐的部分主要是基于礼的等级制度，运用音乐进行缓解社会矛盾。前者是所有制度的基础和前提，后者是制度运行的形式和保障。

西周王朝的国都是丰京和丰镐遗址，在历史上一起并称为“丰镐”，一说周公制礼作乐由丰镐开始，一说在洛邑，周公又与姬奭在洛水之旁营建了新都洛邑，周公完成了“制礼作乐”。

记录周代礼制最为详备的著作是《周礼》，《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是儒家经典，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旦所著。

周公制礼作乐，创建了一整套具体可操作的礼乐制度，包括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等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潜移默化地规范着人们的行为。

周礼目的在于以亲疏为依据，以等级为秩序，从而确定民众社会地位的尊卑，划分各阶层的等级秩序、权利、义务。其意义在于维护和巩固周代的统治地位，加强周人血亲联系和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其本质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

周礼内涵

周朝形成并经过诸子百家解释的礼乐文化有两层含义：一为礼化，二为乐化。所谓“礼化”，就是人的外在行为规范的建立；所谓“乐化”，就是人的内在精神的培育。“礼化”的作用在于区别次序，“乐化”的作用在于协调上下。因此，秩序与和谐是礼乐文化的主旨。

礼乐文化经典对“礼化”和“乐化”的不同特性与功能多有论述，如：“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再如：“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统同，礼别异，礼乐之说贯乎人情矣”。又如：“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还如：“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礼化”和“乐化”是《周易风水》所揭示的万事万物所具有的“阴阳”二象特征在人身上的表现，其中“礼化”为阴，“乐化”为阳，“礼化”为实，“乐化”为虚，“礼化”的意义在于外在的社会秩序，“乐化”的意义在于内在的情感和谐；二者相辅相成，一体两面，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因此，“礼化”和“乐化”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和本质特征，其中“乐化”这一特征的地位又高于“礼化”，所以，孔子认为，人成为人的过程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礼给人们提供一定的规矩和秩序，从而规范人们的行为。乐在于陶冶人的情操，配合人们的行为（礼）结合现实，调动人们规范行为的意识。

以上参考来源

形成背景

社会背景

现代学者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一书中提到：“大概礼之起源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其后扩展而为对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凶、军、宾、嘉的各种仪制。”

礼的繁体字写法是禮，从示，从豊。是行礼之器，在字中也兼表字音。礼的本义是举行仪礼，祭神求福。尽管“礼乐”这一概念的深层含义及其复杂的思想内容直到西周才确立，但作为事神仪式的礼乐实践，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出现。

礼乐文化孕育于远古，形成于“三代”，西周定型和成熟，并为后世历朝历代所继承和发展。《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命舜摄政，“修五礼”；舜命伯夷为秩宗，“典三礼”；舜还任命为典乐，“教稚子”，“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史记·乐记》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但是，作为华夏文明的初创期，五帝时代还属于礼乐文化的萌芽时期，或者说属于华夏文明发展的神守时期，即巫祝文化期。而夏、商、周三代，特别是西周才是中国礼乐文化的形成时期。

关于礼乐起源的因，古代经典多有论述，而以荀子所作《荀子·礼论》和《乐论》最为典型。荀子的礼源论是“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荀子的乐源论是“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

经济背景

礼乐文化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密切相关。世代定居的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是礼乐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这种经济社会基础与西方文明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游牧经济和城邦社会基础根本不同，因而造就了中华礼乐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根本区别：前者强调孝道尊祖与和谐合作，后者则强调信奉神与自由竞争。

政治背景

从夏到商，五帝时代的巫祝文化发展至极盛并由盛而衰，与此相伴随的是礼乐文化的孕育和成长。古代文献的有关记载和大量考古发现，特别是殷墟卜辞和西周金文的出现及对其所作的研究，呈现出一幅从巫祝文化称盛到礼乐文化孕生、确立的历史场景。夏人“遵命”；殷人“尊神”。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因此而称夏文化为“遵命文化”，商朝文化为“尊神文化”。

《礼记·表记》记载，殷人不问苍生问鬼神，崇信鬼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事无巨细都要请示占卜，礼仪用乐、甚至用多少乐工，也常常要卜问神鬼才能决定，这就是殷墟为何出土的甲骨数量如此庞大的原因。殷人利用宗教维持统治，全然以神鬼的威严来压制和恐吓人民，其礼乐的意义是着眼于处理人与神鬼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属于原始宗教文化，而殷商也就是一个原始的教国。二十世纪初，考古学者在殷墟发现了一百多座杀人祭祀坑，出土人骨将近六百具，其中的两个坑内还埋有十七具惨死的幼童。一起出土的甲骨文显示，他们死于商朝血腥的祭祀典礼。殷商统治者敬畏天象，而草菅人命，是其灭亡的重要原因。

殷商晚期，巫失宠，流散民间，是“道术将为天下裂”的一个前兆，直到武王伐纣从政治上对商进行了彻底革命，周公又用周礼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对商进行了彻底革命，断绝了传续千百年巫觋主导国家一切事务的体系。

后续演化

周代建立伊始，周公旦将从远古到殷商时的礼乐进行大规模的整理、改造，使其成为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从而形成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化，即礼乐成为一套遍及政治、教育、信仰等各领域的重要文化结构，并在其统辖范围内全面推行礼乐之治。《礼记·明堂位》记载：周朝初年，姬发崩，姬诵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诸侯朝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

从周初开始，礼乐“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聂氏宗祠社稷，事于山川鬼神”；礼乐文化典籍，如《易》、《诗》、《书》、《礼》、《乐》，包括神、天与人文，典章制度、仪表仪规与文化素养、思想风范等等；以此为基础，礼乐文化发展成为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政治伦理的标准。周公的“制礼作乐”标志着礼乐文化的形成，也标志着在此之前很长历史时期对礼乐文化的“自发”遵行转变为对礼乐文化的“自觉”意识。从此，中国文化从神守时代发展到社稷守时代。

武王伐殷、周代商立、制礼作乐是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代表了两种不同文明间的兴衰更替。

傅斯年所著《夷夏东西说》认为：三代及三代前，古族有东西二系，夏与周属西系，夷与商属东系。殷周间的剧烈变革“盖民族代兴之故”，是两个民族，两种文明之间的交替。

商朝王朝强调自己“天命神授”，但代表神意的殷王朝却被无情的推翻，这个事实给周初统治者以深刻教训，使之逐步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对传统的宗教神学作了深刻修正。其重要标志是提出了“德”，强调“敬德保民”，认为“德”体现上天意志，“尉迟敬德”即“敬天”。从“天命神授”到“敬天保民”，体现了中国神权政治观的发展和演变，统治者重视总结历史教训，借鉴前代统治经验。

周人并非生来就是无神论者，他们也信神鬼，只不过采取了“事神敬鬼而远之”和不为神鬼所惑的理智态度，周人的这种态度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神权”让位于“政治”的历史规律。

周人灭商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以周族极少的人口来统治广袤的中原大地，面临的是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而非人与神鬼之间的宗教关系。因此，周人首先在政治上实行了封侯建国制，即分封制，在所封诸侯中，姬姓宗族约占三分之二的比例，这是“周人贵亲而尚齿”，试图用血缘关系来划定贵族的等级地位，维护宗周统治的一种政治措施。上至周天子，中至诸侯卿大夫，下至士和庶民，各有其等级尊卑秩序，各安天命。

与这种政治措施相应的，周人在意识形态领域方面对传统礼乐进行了改造：将各种礼仪和音乐作了严格的等级规定，并且，各种礼仪所用的音乐主要是“雅乐”——即宗周丰镐遗址的京之乐。对礼乐作如此改造，其目的是要用周人的标准来规范各族和各代礼乐的内容。这同样是一种政治手段，是从意识形态方面对周族小宗和外族实行统治的一种治国方略。

此即所谓——“礼乐治国”。

先秦时期

周代初期的礼乐为氏族贵族所专有，礼乐传授在官府，亦“学在官府”。到了春秋时代，这种“礼不下庶人”的制度逐步遭到破坏，即《汉书·武帝纪》所载的“礼坏乐崩”，并由此引发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的兴起。老子和孔子是推动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兴起的主要代表。老子和孔子以后又有庄子、孟子，还有墨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在礼乐文化的思潮中从各种不同角度反思周朝“礼坏乐崩”的深刻原因，并系统阐述礼乐文化的内涵及其重大意义，史称“百家争鸣”，共同推动礼乐文化的发展和礼乐制度的转型。

面对西周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的传统，以及春秋时期“礼乐崩坏”的局面，作为周代守藏史官的老子将礼乐的核心精神与其道论联系起来，以其道论来解释周朝礼乐的精神价值，同时又以礼乐的内在意义来解释其道论的价值内涵。具体来说，老子一方面继承周朝礼的秩序和质朴的精神，同时继承乐的和谐和宁静的特质，另一方面又以道来给予这种精神和特质以新的解释，因此，以道论来诠释西周礼乐的内在意义，既有继承也有创新，由此形成其深刻反映礼乐文化精神的道家学说。道家的礼乐思想主要反映在《道德经》中。

与老子同时代的孔子则从具体的礼乐规范中探寻和揭示蕴涵于礼乐之中的内在精神实质以及它对于社会、政治和人生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进而形成高于具体礼乐规范的“仁道”的思想体系，并将其作为礼乐的理论基础，使礼乐由政治上层的外在规定，变为包括为政者在内的所有人的自觉追求。孔子还删述礼乐文化经典，由此创立儒家学说，成为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由于出生于礼乐文化最盛的周代第一封国——鲁国，因而对周朝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情有独钟。孔子不仅在理论上系统阐述礼乐文化，而且将他所阐述的礼乐文化普及于民众。孔子开创学习礼乐文化的私学学派，并有弟子三千，他教弟子学习“六艺”，就是周代的六门课程，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并以礼乐为先。儒家的礼乐思想主要反映在《礼记·乐记》及其它相关文献和典籍中。

道家和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中兴起的两股主要的思想力量。这两股思想力量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来中国的历史发展，甚至世界思想史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礼乐文化思潮的兴起和“百家争鸣”的结果表明，“礼坏乐崩”只是周代封建宗法制度的“崩坏”，并不意味着礼乐文化的崩溃，而是中国古代礼乐文化发展阶段上的一次转型。从表面上看，西周以来建立的宗法等级制度在这一时期遭到了破坏，但从另一方面看，这只是诸侯、卿大夫把过去只有天子、诸侯才可以使用的礼仪照搬过来，以此突显自己的权势，除了周天子的衰微之外，其本质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礼乐制度的模式并没有在社会变迁之中被打破，礼制依然是各国维系统治的有效手段。因此，这次礼乐文化思潮和“百家争鸣”进一步确立了礼乐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核心地位。

秦汉时期

从秦朝开始，中国进入长达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帝国时代。在这两千多年间，礼乐文化始终是中国历朝历代治理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中华各族人民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秦汉之际是中国大一统帝国时代礼乐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秦朝以前的春秋战国和秦朝初期更信奉法家，实行“霸道”。汉朝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逐步实行礼乐之“王道”之术。汉朝初年主要遵循老子道家的礼乐学说，到刘彻时期又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将孔孟儒家的礼乐文化思想确立为其治国理政的统治思想，由此推动礼乐文化在大一统帝国时代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从此以后，经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洗礼的礼乐文化就正式成为大一统帝国时代的主流思想。

魏晋隋唐

汉朝灭亡之后的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之际，隋唐之际，是中国大一统帝国时代礼乐文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其突出特点就是礼乐文化思想和体制的“系统性、完整性与丰富性”，并使两汉时期开始从印度逐步传入中国的释家佛学与老庄道学和孔孟儒学一起，形成“三教并立，共同发展”的局面；甚至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老庄道学和释家佛学的地位优胜于孔孟儒学：南北朝和唐朝初年的“尊孔读经”，不足以与当时兴盛着的老子道学和释家佛学相抗衡；唐朝李世民年间皇帝支持唐僧“西天取经”和佛学的广泛传播和影响远远大于儒学。但无论偏爱儒学，还是偏爱道学或佛学，都没有从根本上影响礼乐文化思想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隋唐时代对“三代”以来礼乐发展的成果进行全面总结和创新，使礼乐文化发展到又一个高峰。

隋唐两朝结束了中国长期分裂的局面，相继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为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政府在思想学术上也进行了统一，将南北经学归于一统，从文字和义疏方面为”五经“确立了标准本，颁行天下，成为开科取士的标准教材。

宋

宋代的程朱理学以“理”释“礼”，甚至把“礼”抬举到与“天理”等同的重要地位。在二程（程颢与程颐）的理学体系中，“理”是最高本体，“礼”则是与“理”相通的。程曰：“礼者，理也，文也。理者，实也，本也。文者，华也，末也。”（《河南二程遗书》卷十一）在程颢看来，“礼”的根本就是“理”，同时“礼”也是理之文，也就是天理的体现。朱熹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的理学思想，以理为统摄世间万物的最高哲学范畴，并建构起庞大的哲学体系。他认为，人世间的道德伦常和礼、乐、政、刑都是天理。他说：“礼是那天地自然之理。理会得时，繁文末节皆在其中。”（《朱子语类》卷四十一）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礼本于理，礼就是理。这样，朱熹之“礼”顺理成章地上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并理学化，从而将以“礼”为代表的儒家道德价值体系抽象为天理之应然，从而抬举并强化了“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统摄地位。

周礼内容

礼

礼具有宗教性和被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性质。它既表现为复杂的礼仪制度又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旨在维护宗法血缘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礼在中国古代社会控制中的功能表现为“别贵贱,序尊卑”，维护社会的等级秩序；经国家、定社稷，确认王权的特殊地位与权力的合法性；人们日常行为的规范和评判是非的准绳。

从“礼”字的词源学考察，礼的起源和核心则是尊敬和祭祀祖先。古人在祭祀时以玉作为敬神求福之物，即所谓“行礼以玉”。这一点通过考古在古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玉器得到了证实。郭沫若说：“大概礼之起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其后扩展而为对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凶、军、宾、嘉各种仪制。”所谓周礼，其特征是将祭神(祖先) 为核心的原始礼仪，加以改造制作，予以系统化、扩展化，成为一整套宗法制的习惯统治法规。《礼记》对于宗教的论述，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关于郊社聂氏宗祠及丧葬制度、礼仪的规定，另一类是关于这些制度、礼仪的意义性说明。《礼记》中的这一部分，既形成儒家理学的重要内容，又成为汉代及其以后历朝建立和修订国家宗教祭祀典制的理论依据。

随着西汉中期以后儒学被奉为官方指导思想，儒家所尊崇的“礼”也被奉为最高行为规范。为了强化“礼”的功能和作用，儒家把礼与天地结合起来，使之更加神秘化，认为“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昭公二十五年》) 。宋明理学又进一步把社会秩序的礼等同于“天理”。“所谓礼者，天之礼也，以其有序而不可过，故谓之礼。”他们强调“理”即父子、君臣关系的原则和封建等级秩序，“天而在上，泽而处下，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理之当也，礼之本也。”朱熹把“理”推广于人类社会，把“三纲五常”抬高到天理的高度。具有浓厚宗教性的“礼”与统治者所宣扬的“天命信仰”“王权神授”相结合，同时也就上升为论证君主专制的合理性，从精神上对人们进行思想控制的官方意识形态。

礼是体现社会等级秩序的复杂的礼仪制度。礼的核心是维护贵贱上下、尊卑长幼、男女有别的等级秩序,而这些等级秩序是通过许多复杂的典章、制度、规矩、仪节体现出来的。从具体的礼仪形式方面看，“ 礼”通常有“五礼”“六礼”和“九礼”之说。《汉书·礼乐志》根据礼的内容将礼区分为：“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思思远之志，为制哀祭之礼；有拳拳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在中国古代社会，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其生活方式各不相同，并表现为不同的礼仪制度。这些礼仪制度的作用就在于明辨等级制度以达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也都处处体现着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

礼具有法的性质,而且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规范。礼起源于祭祀,作为祭祀程序和仪式所遵循的规范——礼制、礼仪，在氏族社会及夏商西周时期已经具有了习惯法的性质。夏商西周之后，在保留习惯法性质的同时，礼制的许多内容转化为成文法中的条款。

礼不仅表现为政治制度、法律规范，而且还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普遍遵循的伦理规范它以伦理道德的形式对人们的思想意识进行指导，使人从内心接受礼的精神，遵循礼的要求，符合礼的规范。这就是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教化。

历代王朝都以“会典”“典章”“律例”或“车服制”“舆服制”“丧服制”等各式条文，规范和统御人们的物质生活。所以，礼在中国不仅是道德信仰和思想观念，也是日用消费品分配的准则和人际交往的规范。日用器物对消费者来说兼有物质待遇和精神待遇双重价值。早在先秦时期，荀子就为这种分配方式提供了理念：“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有德才有位，有位才有禄，以物可以观位，以德又可量物，道德表现、社会地位与财禄器用相应相称。权力通过日用器物的等级分配，物化为各个阶层生活方式的差异，这是社会模式，也是文化模式，正如司马迁所说，礼能“宰制万物，役使群众”。管天、管物、也管人，这是意识形态与社会生活高度契合的形态。

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青铜文明主要是青铜兵器和工具，而中国古代的青铜器是以礼器和乐器为主。公元前11世纪，西周王朝的统治者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礼乐制度用于管理国家，在礼乐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中国古代各区域的文化开始了大融合与大统一的进程，礼乐文明成为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礼仪之邦的美德传承至今。

2000多年前，汉代学者就宣称“中国者，礼仪之国也”。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礼”代表着中国的文化、政治和历史，以致于在整个西方语言中，没有一个翻译词能和中国的“礼”字内涵相对应。

到了商、周之际，除了要敬天法祖，人文思想开始兴起，礼、乐成为衡量当时社会政治伦理的标尺。姬发讨伐商朝时，就宣布帝辛的三大罪状是：不顾先王明德，忘记祖训；侮蔑神，对天不敬；不顾民生，残暴百姓。这三条就是以维护聂氏宗祠社稷、尊奉礼乐为由而提出来的。周武王伐商的行动得到了各方诸侯的响应，他高举敬天保民的大旗，一路东进，迅速灭商。

武王灭商后，在新的相对统一的疆域里，周人继续着礼乐文明的创造，一个敬天法祖、明德保民思想的西周王朝开始出现。

周代拥有比殷商更广阔的疆域，采取分封制有效地行使周人的统治权。周初共分封了70多个小国，其中华夏族的姬姓占了50多个，它标志着一个以华夏族为主体，融合其他各民族的新国家诞生。

由于众多诸侯国距王都千里之遥，为了让拥有众多人民的国家在一种和谐有序的制度中发展，姬发的弟弟周公为周朝制定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即“制礼作乐”。

西周礼乐制度在保留事神礼仪的同时，扩展了礼仪的事项，扩充了礼仪的内容，使社会的政治关系、等级秩序、道德伦理、思想感情等内容都体现为礼节仪项，使礼仪充斥于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周人将礼分为“吉、凶、军、宾、嘉”五种仪制，其中除吉礼仍为事神礼仪外，其它四种均与现实社会生活相关。这五种仪制又被分为“冠、婚、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九种礼事，各种礼事又各有具体的仪项和繁的仪节。并且，大部分礼仪都有相应的音乐配合，不同的社会等级均有不同的乐队规模和用乐范围的严格规定，这些规定成为统治阶级各阶层必须遵守的制度。这样，就使整个贵族阶层的社会行为、思想感情乃至政治关系完全消融在王室规定的礼和乐的文化氛围之中。

《周礼·春官》详细记述了五种仪制：

吉礼，祭祀之礼；

凶礼，丧葬灾变之礼；

宾礼，是上至天子诸侯，下至普通贵族相互往来、迎见太子宾客，处理日常社交关系的礼仪；

军礼，军队日常操练、征伐、出行、凯旋时所用礼仪；

嘉礼，各种吉庆欢会活动所用的礼仪。

为了体现礼的差异，无论是重要的祭祀礼还是宴饮、丧葬，都要按照不同的等级区别使用成套的青铜器。西周公国时期的青铜礼器中，鼎和相配使用，鼎专门盛肉，而簋则是盛装其他食物，这种组合，形成了用鼎制度，是西周礼仪制度的核心。按照《周礼》规定，天子用九鼎八簋，所谓一言九鼎即由此而来。而诸侯只能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等等。鼎的大小与多寡标志着主人社会地位的高下。如此一来就规范了社会身份，确定了每个人在社会上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建立起一个差异有别的社会秩序。

周礼所确定的法统的根本宗旨，是在人间秩序效法天道秩序的基本原则下，把天道法则及其价值落实在世俗立法中，把君主、大臣，普通人民的行为全部规导到一个秩序中来运作，即所谓“天人合一”。

古人认为，“礼”是人的道德、伦理、修养的体现；“乐”是人的情感、思想、欲念的表现。将人的道德、伦理、修养和情感、思想、欲念这些抽象的、内在的、无形的东西外化为有形的“礼”（礼仪）和“乐”（音乐），也就是将无形有形化，将抽象具象化，将意识形态化。

周公制礼作乐，就是要让人的精神世界坦露出来，并将它们规范于用礼和乐编制成的网络中，通过这张有形的网络来约束和控制人们的道德、伦理和修养以及情感、思想和欲念。礼乐制度的推行使得西周王朝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和谐国度，一个雅乐缥缈的神圣世界，但是，在用礼和乐编织起来的这张有形之网的下面，却透露出森严的等级秩序和宗法伦理。社会的政治关系（君臣）和人际的血缘关系（父子），完全被束缚在“礼乐”的绳网中。这就是礼乐从神坛伸向世俗人间的实用效应，是周公发明的“礼乐治国”的实质。

周公的理论是中国文化由以“神”为本发展为以“人”为本的关键所在，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如“崇德”、“人本”等涵义从此基本定型。周人由崇拜天神转而宣扬“天命”，以政治伦理意味较多的“天命”取代了殷人神话色彩浓厚的“天帝”，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思想，认为商亡、周兴是周人“敬天保民”的缘故，要人们遵循周礼，用伦理道德的原则来维护“尊尊”、“亲亲”的统治秩序，一切经济、政治、宗教的原则都必须服从它，这也是“敬天保民”的核心，出于这种伦理政治的需要，周人的宗教观由商朝对天神与祖先的双重崇拜，逐步转向偏重于祖先的崇拜。

西周王朝能够摆脱神权的梏，用理性精神对待礼乐传统是社会的一大进步；西周统治者用礼乐制度这一文化专制手段来亲和并控制宗周与诸侯之间以及宗法等级社会中的政治关系，这也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明智选择。周公的天命随德行而转移的观念表明西周社会人生的重心，已经从天帝鬼神一边转移到人类内在德行一边。周礼的内涵和特质集中体现于敬天、明德、保民思想体系之中，无疑是西周先哲的伟大创造。这代表了君师合一的理想，成了后来儒家理想的政治楷模，天命随民心与德行而转移的思想成为后世儒家“天人合一”观念的起源，更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社会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成为各种社会思潮大爆发的起源。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像西周那样，把礼仪和音乐抬高到政治高度，用来治理国家，周公的“礼乐治国”为“礼义之邦”的文明中国树立了一个历史典范。西周礼乐制度为后代统治者开创了一条具有典范意义的文治之道。汉代以来的历代统治者，一旦以武功获取政权之后，总不忘周公发明的这条文治方针，几乎都要振兴礼乐，并按周代“三礼”（《周礼》、《礼记》、《仪礼》）经典中所规定的繁缛程式来推行礼乐制度。“礼乐治国”的方针导致礼乐从神坛走向世俗人间。周人把原本用来礼序神鬼的礼乐扩展到礼序人伦，把礼乐从虚幻的神鬼世界延伸到现实的人际关系中，其结果必然是扩大礼乐的社会功能。

随着伦理观念的加强，鬼神观念的日渐淡化，使得巫文化的神话性能逐渐减弱。与此同时,史官又秉承统治者的意旨,在“尊礼”“近人”的趋势下,把祖先上升到近于神的地位，巫的地位由殷大夫降至周初春官宗伯的一个小小属官，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进一步被排斥到民间，只能在社会下层人民中间继续着仅有的一点影响，至此商朝的巫觋文化彻底退出了历史主舞台。

“周礼”是在根绝商文明内核的基础上，重新创造了华夏文明核心要素并绵延至今，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如果说殷商人的精神生活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状态，其思想行为完全取决于外在的祖先神、自然神及雅威，那么，周人的贡献，便是在传统的宗教生活中，注入了自觉的精神；把文化在器物方面的成就，提升而为观念方面的展开，以启发中国道德地人文精神的建立。

不过，西周的礼乐制度虽然创造了一种浓厚的社会文化气氛，但因为这种制度人为地将社会人际关系和交往方式形诸于礼仪，将抒发人类情感的音乐艺术“约之以礼”，并使礼和乐固定化、模式化，这既不符合人的本性，也不符合艺术的发展规律，最后只能走向僵化而被屏弃。西周礼乐制度从开始到逐渐完善，经历了大约三百年的时间，到西周晚期，已经由于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礼坏乐崩”的局面。

乐

周礼严格区分和限定了社会中每一个个体所处的地位，从国家制度和宗法层面对国民予以强制性约束，建立了等级森严的差异化社会，为了在这样的社会里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统治者采用音乐，用精神和文化的感召力来作为沟通情感的基本方式，化解因为礼的等级化、秩序化引起的种种对立和矛盾。

西周音乐状况研究，传统上依托的主要传世文献是所谓“三礼”，即《周礼》、《仪礼》和《礼记》，尤其是《周礼》，即《史记·周本纪》中记载的“《周官》”，但这些文献的可靠性往往因为秦汉儒生的篡改甚至伪造而饱受质疑。与此相比，《尚书》、《逸周书》、《诗经》、《左传》、《国语》中涉及西周的内容，具有更高的可信性，但其中《尚书》中部分篇章的作伪问题，《逸周书》的增改问题，《诗经》的东西周划界问题，也使学界长期聚讼莫辨。1925年，王国维在其《古史新证》中讲：“研究中国古史最为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疑，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面对这种情况，王国维提出了“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相互参证的“二重证据法”。这一方法极大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中国上古史研究，也是使西周用乐状况及相关美学问题得以真切浮现的方法论保证。

从史料看，西周是中国上古音乐的集大成时期，也是音乐的高度繁荣时期。按《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大章，章之也。咸池，备也。韶，继也。夏，大也。殷周之乐，尽矣。”显然是把殷周当成了上古音乐的汇集和发展高峰。这一时期，以“六乐”为中心，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备的聂氏宗祠音乐体系。按《周礼·春官》载，“六乐”即：《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其沿革历史上自黄帝，下至姬发，具有史诗的性质。《诗经》中的颂诗，即《商颂》、《周颂》和《鲁颂》，也在范围之内。除宗庙音乐外，周代音乐又可分为士人音乐、民俗音乐和四夷之乐。其中士人之乐主要见于《诗经》之《大雅》、《小雅》，民乐可见于《国风》。四夷之乐无存，但仍在文献中有表现。如《周礼·春官宗伯》云：“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另据《礼记·明堂位》：姬诵曾下令周公在其封国鲁配享天子礼乐，其中就包括四夷之乐，即：“昧，东夷之乐也。任，南蛮之乐也。纳夷蛮之乐于大庙，言广鲁于天下也。”据此可以看到，聂氏宗祠音乐、民间音乐、士人之乐、四夷之乐，构成了中国西周时期音乐体系的四种形态。

《周礼·春官》专设“大司乐”之职：“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均”即“韵”也，所谓“成均之法”，即是“成韵之法”，职掌整个音乐教育，但这个音乐教育是服务于礼乐文化的。

法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法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

西周时期的社会制度核心是宗法制度。宗法制度是由原始社会末期氏族组织演变而来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族制系统，演化为一种巩固统治秩序的政治制度。

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尊卑贵贱的区别，即宗法制，进一步讲的是继承制的确立。由宗法制必然推演出维护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子尊诸侯卑的等级森严的礼法，目的是在家族内部确立地位、财产的继承权，完善和巩固分封制，防止贵族之间因为权力的继承问题发生纷争。大宗在家族内部因有财产的继承权，所以受到庶宗的敬奉，即所谓的“尊祖李湛”。

嫡庶划分

宗法制源于父权家长制家庭。随着社会发展，漫长的原始母系氏族社会逐渐被父系氏族社会取代，并最终确立了父权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太古先民“知母不知父”的历史终于画上了句号。

父权家长制家庭普遍实行“一夫多妻制”，并在诸妻中分别嫡庶，宗法制就是以母亲的身份和子女出生的先后，把所有子嗣划分为“嫡”和“庶”两类。嫡，正妻为嫡，正妻所生的儿子谓嫡生、嫡子，即正宗之意。庶，旁支也，妾所生的儿子谓庶子、庶出。嫡为大宗，庶为小宗。只有嫡长子才是继承王位或爵位的唯一合法者，庶子即使比嫡长子年长或更有才能，也无权继承。这就使弟统于兄，小宗统于大宗。庶子虽然不能继承王位，但他们可以得到次于王位的其他爵位。为此，周代依据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又创设了“分封制”。

五等爵位

周王朝分封诸侯国之后，上古长期存在的“部落”自此逐渐消失，为封国所代替。周初封国地位平等，直属中央管辖，但国君的爵位各有高低，故封国的面积也大小不一。周王朝将封国国君的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五级以下还有第六级“附庸”。附庸国的面积更小，附属于较大的封国。这五等爵位的产生，根据宗法制的嫡、庶关系而定。

所有封国的国君总称“诸侯”。周初五级封国与附庸国的情况如下：

公国50平方千米如：齐、鲁

侯国35平方千米如：晋

伯国35平方千米如：申

子国25平方千米如：黄、罗、祝、

男国25平方千米如：许

附庸不足25平方千米如：萧

在西周时代，除了中央直接分封各路诸侯外，各诸侯在自己和领地内再分。诸侯一般将的中心地区留给自己直接统治，其余土地再分封给他嫡长子以外的亲属——卿大夫，此类封地称为“采邑”卿大夫也将自己分得的采邑再分割给他嫡长子以外的亲属——士，称作禄田。于是，全国就形成了一个以国王室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由四周拱卫的统一的等级分明的宗法分封政治结构。

1、嫡长子继承王位、国君位，其余的庶子一律分封他处；

2、诸侯之封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

3、诸侯再将部分国土分封给卿大夫作为采邑，卿大夫又将部分采邑分给作为禄田。

周礼的本质是维持宗法制内的社会成员的关系、位置的等级秩序。它有法律上强制执行的性质，也有伦理道德高度上的感召说教的作用，如亲亲尊尊、君君臣臣、忠君孝悌等等，此后中国文化的团结力，完全栽根在家族的与历史的两大系统上。西周法律强调诉讼必须遵循宗法制的原则，法律只有严格按宗法制的原则行事，才能“庶民安”，国家政权才能稳固。

西周宗法制还产生一个重大影响，即姓氏的产生。在西周时代，“姓”和“氏”是两个概念，“姓”表明血统，“氏”则为“姓”的分支。贵族在幼年时由父亲题取“名”，“字”则是成年后“冠礼”或“礼”时所取。男子的“字”全称有三个汉字：第一字表长幼行辈（伯、仲、叔、季等），第二字任意，末一字为“父”字。女子的字全称的末一字则为“母”或“女”，第一字后标明“姓”。由于全称过于复杂，故习惯上省略末尾的“父”或“母”。这种姓氏名字制度能够很好的起到确定血统、长幼、尊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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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影响

社会

西周的礼制确保了在政治上业已获取统治地位的家族，其优势地位的血脉延续性，从而“贵者恒贵”。“亲亲”“尊尊”原则，把国家上上下下的政治生活，演变成一个具有血缘关系的庞大家族的家族生活。此后各个朝代都把制定礼仪作为立国之本，基本上规定了中华文明的道德主义传统和社会文化规范。

政治

周公所制定的礼乐制度是一个处理等级社会人际关系的新伦理规范体系。《荀子·礼论》说:“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而其宗旨就是“别贵贱，序尊卑”。《礼记·曲礼》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又说:“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认为礼使社会上每个人在贵贱、长幼、贫富等当中都有合适的等级地位。

礼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亲亲”，二是“尊尊”。所谓“亲亲”，意指要亲其所亲，“尊尊”就是尊其所尊者。前者反映了当时的血缘关系，后者则是对当时政治关系的一种规定。历史学家樊树志指出:“‘礼’的起源是以贫富分化、等级分化为前提的，反过来‘礼’的形成又稳定了贫富分化、等级分化的社会秩序。

礼是周人为政的精髓，是周天子治天下的精义大法。苏秉琦指出:“‘周礼’是国家大法，是周人建国治国的系统理论，以一个‘文’字代表典章制度的制度化，是国家已成熟的表现。殷人还未达到这个水平，所以孔子要以周为主。”周文化是一种“尊礼文化”。西周时代的礼乐制度对于后世的文化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周公的“制礼作乐”，对于中华文明贡献是巨大的，基本上规定了中华文明的道德主义传统和社会文化规范。吴小如指出:“周代礼仪制度奠定了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基础，此后各个朝代虽然都把制定礼仪作为立国之本，但基本没有超出周礼的框架，只是在一些具体制度上有所演变。因此，我们只要理解了周礼，就可理解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基本构成。研究周代礼仪，主要依据儒家学者整理成书的礼学专著‘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在汉以后的两千多年中，‘三礼’一直是各朝制定礼仪制度依据的经典著作，因此被列入‘十三经’，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新石器时代对于中华文明的贡献，主要是在物质文明方面，是农业的生产方式确定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而三代，特别是西周时期，主要的贡献在制度文明建设方面。西周的制度建设成为以后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制度文明的出发点和基础，被公认为“中国古代政治传统的源头”。比如，在春秋时期，当颜回提出有关治理邦国的问题时，孔子便明确地解答:“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人。”(《论语·卫灵公》)孔子把三代作为国家建设管理的理想模式。

《周礼》一书的体例严整，按照天、地、春、夏、秋、冬为序，分设六类职官。每一官的“叙官”都使用“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这句话作为开篇。整书体现了丰富的礼制、治国思想，为封建王朝政治制度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来源。始于隋朝，影响中国古代千年之久的中央官制“三省六部制”，其中的“六部”，大概就是仿照《周礼》的“六官”设置的。唐代将六部之名定为吏、户、礼、兵、刑、工，作为中央官制的主体，为后世所遵循，一直沿用到清代灭亡。历朝修订典制，如唐《开元六典》、宋《开宝通礼》、明《大明集礼》等，也都是以《周礼》为蓝本，斟酌损益而成。

经济

《周礼·司徒下》有一套完整的市场管理制度，市场管理指导原则是“凡治市之货贿、六畜、珍异，亡(无)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奢侈品）者使微（少）。”市场要保持物价的稳定。商品价格由贾师（20肆设一贾师）按其规格、质量评定。发生灾荒时，政府要实行救荒政策，简称“荒政”，贾师禁止抬高物价，使商品保持常价。另外《周礼》还提出过一系列税收政策，其中一项对不生产者征税是一种经济制裁，是古人懂得以赋税为杠杆来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

文化

周文化是一种“尊礼文化”。西周时代的礼乐制度对于后世的文化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周公的“制礼作乐”，对于中华文明贡献是巨大的，基本上规定了中华文明的道德主义传统和社会文化规范。

吴小如指出:“周代礼仪制度奠定了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基础，此后各个朝代虽然都把制定礼仪作为立国之本，但基本没有超出周礼的框架，只是在一些具体制度上有所演变。因此，我们只要理解了周礼，就可理解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基本构成。研究周代礼仪，主要依据儒家学者整理成书的礼学专著‘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在汉以后的两千多年中，“三礼”一直是各朝制定礼仪制度依据的经典著作，因此被列入‘十三经’，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

“礼乐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在东亚这块广袤的土地上，与天地同德，与万物和谐，历经数千年自强不息创造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之根本和历朝历代华夏子孙仁人志士永恒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强大的精神支柱。“礼乐文化”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密切相关。世代定居的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是礼乐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这种经济社会基础与西方文明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游牧经济和城邦社会基础从根本上不同，因而造就了中华礼乐文化和西方宗教文化的根本区别：前者强调孝道尊祖与和谐合作；后者强调信奉雅威与自由竞争。

教育

重视教育，发展教育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古代贤明的国君执政都以教育为己忧，重视教育对人的思想行为的感化，把教育作为振兴国家、造福人类的法宝。《周礼》的“教化”构想提出了礼法教化、德行教化、职业教化等三个内容。

礼法教化

《周礼》中构想了十二条礼仪、礼节法式教化公民，称之为“十二教法”。

《周礼》对万民的教化，特别强调读政令和习礼乐。在《周礼》看来，只有让万民和百官深入了解王国的政策法令，才能正邦国、谐万民。习礼乐是对万民的行为、道德规范的熏陶和训练。在“十二教”中，关于礼教就有“祀礼”“阳礼”“阴礼”“乐礼”“仪辨”五种礼教内容，这种以“礼”为教的政教，充分体现了上古时代的统治者对“礼”的尊崇。

德行教化

《周礼》在施行十二教化对万民进行礼教教育的同时，又颁布乡学教学的“乡三物”，实行德行教化。

《周礼》乡学教学的“乡三物”的具体内容为“六德”“六行”“六艺”三种教育。“六艺”中又包含五礼、六乐、五射、五驭、六书、九数，从内容上看是六门学科知识的教育，其中，“五礼”是礼仪教育，“六乐”是音乐舞蹈的专门教育，“五射”、“五驭”是射箭和驾车的技艺教育，“六书”是文字知识的启蒙教育，“九数”是数学知识的教育，可见《周礼》的乡学教育已经初具规模。它不仅制定了教育法规“乡三物”，而且建立了门类相对齐全的教育科学，为后世的兴学及学校教育提供了一个借鉴。

职业教化

《周礼》根据贵族专制统治的需要，强化人民的职业意识，构想了“十二职事”，对人民实行职业教化。《周礼·地宫·大司徒》：“颁职事十有二于邦国都邑，使以登万民。一曰稼，二曰树艺，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饰材，六曰通财，七曰化财，八曰敛财，九曰生材，十曰学艺，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十二种职业的颁布和实施，是《周礼》对万民教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使国之民有所事事，安居乐业，成为王国统治者的驯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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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西周强调敬德保民的思想、高尚的道德，是儒家君子观的主要渊源。在《周书》中该精神体现得尤为明显(王其疾尉迟敬德、不可不敬德、用康保民、永保民)。徐复观称之为“忧患意识”并指出：“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在忧患意识跃动之下，人的信心的根据，渐由神而转移向自己本身行为的谨慎与努力。”在以周文王、周公、姬奭为代表的周人中，这种忧患意识被提升为治国平天下的主导精神。周人建立了一个由‘敬’所贯注的‘敬德’‘明德'的观念世界，来照察、指导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正是中国人文精神最早的出现。

孔子一生以维护、恢复“周礼”为己任，他的各项政治主张都是从这一总目标出发而提出的，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深察社会，加以独立思考，产生“仁者爱人”的可贵思想。

审美

周代是我国历史上礼乐文化最鼎盛的时期。在周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成为礼乐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祭祀活动在长期反复的举行过程中，逐渐程式化、秩序化，并形成为一种象征。贯穿于其中的文化精神是一种象征性文化精神，受其影响，周代礼乐文化中的艺术上就体现出一种象征性艺术精神，这一点尤为明显地体现在周代的乐舞艺术上。周代的“六大舞”“六小舞”等都充满着强烈的象征意味，体现出象征性艺术精神；周代的乐舞的队列，乐器的配制，乐舞的选用等，也都具有强烈的象征性。这种象征性艺术精神是中国早期的典型的艺术精神之一，对后世的中国艺术精神和艺术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中国青铜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铸刻有文字，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金文。这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青铜器的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世界各地的上古青铜器绝大部分没有铸刻铭文，只有像印度河流域之类的地区发现有少量刻有铭文的器具。青铜器铭文是从商代中期开始的，起初只是一两个字，即郭沫若先生称之为“族徽”的文字。商代晚期开始铭文增多，但最长也不过48字。西周时期是铭文大发展时期，长篇巨著不少，如毛公鼎铭长达497字，是铭文最长的青铜器。春秋以后铭文渐趋减少。这些铭文书体或粗犷或瘦劲，或工细或秀美，本身具有很高的书法欣赏价值，而文字对于历史研究十分重要，一篇长篇铭文不亚于一篇尚书，可见其珍贵程度。

城市建设

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上，曾经有很多著名的大都城在城市布局上都体现了《周礼》的礼制思想。“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首都格局，成为历代帝王向往的楷模。中国封建社会盛期，最具有典范代表的都城——隋唐长安城，整个城市的布局严整、统一，充分体现出周代王城的布局特点。明清北京城，在格局上恢复了传统的宗法礼制思想，使皇城在都城的中心，还仿照《周礼》，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公园、先农坛等，形成现今的布局。韩国的首都首尔特别市，同样有“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格局，是海外依仿《周礼》建都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