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杜甫仁科(前苏联电影导演、编剧、作家)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杜甫仁科（乌克兰语：Олександ рПетрович Довженко，英语：Aleksandr Petrovich Dovzhenko），1894年9月11日出生于乌克兰切尔尼戈夫省索斯尼察村，苏联电影导演、编剧、作家，1914年毕业于格卢霍夫师范学院，杜甫仁科电影工作室的创建者，苏联电影学派的奠基人之一。

1926年，杜甫仁科进入敖德萨电影制片厂，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电影剧本《改革者瓦夏》，并独立执导了滑稽喜剧短片《爱情的果实》，由此开启了电影创作的大门1928年，杜甫仁科独立编剧并执导了第一部蒙太奇电影《兹韦尼戈拉》，与《兵工厂》《土地》并称为“杜甫仁科三部曲”。自1929年起，杜甫仁科开启了创作的高峰期，主要作品《兵工厂》用诗意蒙太奇的表现技法反映了1917年乌克兰的兵工厂起义事件。1930创作的电影《土地》是杜甫仁科最杰出的电影，该片在1954年布鲁塞尔世博会上被117位电影史学家评为影史十二部最佳电影之一。1932年拍摄的《伊万》是苏联最早有声影片之一。1935年的《航空城》延续了一贯的拍摄手法及民族主义的内核。1939年独立编剧并导演的电影《肖尔斯》于1941年获得约瑟夫·斯大林文艺奖金。

杜甫仁科是列宁奖获得者（1959），曾两次荣获斯大林奖（1941、1949），并于1935年获得列宁勋章。其一系列作品在美学观念、诗意叙述结构等方面不仅对苏联电影艺术、而且对世界电影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物经历

早年经历

杜甫仁科出生于乌克兰切尔尼戈夫省索斯尼察村的一个有很多孩子农民家庭，但他们大多都英年早逝，只有他和妹妹波琳娜幸存下来。正是因为自童年起杜甫仁科就经历了许多离别和死亡，所以他早期的电影大多以“复活”为主题，从童年的悲痛经历中产生的弥赛亚情节在他后续的电影中逐渐展现。尽管家庭经历了许多悲剧，杜甫仁科仍然保持着一种对自然的热爱，他在自传中将对自然的热爱定义为基本原则之一；同时他也是一个梦想家，将自己的生活分为两个维度——真实和虚构，这也造就了他对于美学和诗意的表现手法的追求，创造出一部部带有民族精神内核的蒙太奇式的诗电影。

杜甫仁科于1914年毕业于格卢霍夫师范学院，在毕业后被分配至日托米尔高等小学任教，由于师资力量不足，他在那里兼任了自然科学、地理、物理、绘画四门学科的老师。1917年杜甫仁科搬到基辅做老师并进入了商业学院经济系。1920年，他积极参与乌克兰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作为布尔什维克党，他在日托米尔和基辅的地下组织与白极分子作战。1921年，他在乌克兰驻华沙大使馆担任综合部主任。1922年他在德国担任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贸易代表处的领事部秘书并加入了一个私人艺术工作室，同时还在柏林学术高等美术学院听课。1923年，他回到哈尔科夫，并很快以“Vistei”插画家、政治漫画作者闻名并以“Sashko”署名。丰富的工作和革命经验，也为杜甫仁科的电影积累了诸多现实素材。

演艺经历

崭露头角

1926年，杜甫仁科进入敖德萨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和导演，完成他的第一部电影剧本《改革者瓦夏》。同年，杜甫仁科独立执导了滑稽喜剧短片《爱情的果实》，一个围绕着婴儿展开的闹剧默片，由此出现在大众视野里，开启了电影创作的大门。紧接着杜甫仁科将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给涅切同志-轮船和人》改编成影片《外交信使袋》，该片讲述了苏联外交官历经艰险将被谋杀的特工的外交包送回俄罗斯的故事，以紧凑的情节和昂扬的爱国主义主题成为乌克兰早期优秀影片之一，在有声片出现之前，是苏联各地影院的保留节目。

1928年，杜甫仁科独立编剧并执导了他的第一部蒙太奇电影《兹韦尼戈拉》（又名《忍尼戈拉》），该片结合了前人的多种构建与拍摄手法，讲述了一位乌克兰老人在政治动荡中寻找并守护传说中的宝藏的故事，将现代工业的辩证线索与老人的神话结合在一起，在电影史上，史诗、哲学和抒情元素首次被引入影片。该影片于1929年在乌克兰上映，并在多国放映。

名声大噪

自1929年起，杜甫仁科开启了创作的高峰期。其在主要作品《兵工厂》中兼任剪辑、编剧和导演，在剧中，他有意强化象征手法的使用，以制造武器的兵工厂来象征战争的恐惧，而非颂扬俄国革命，用诗意蒙太奇的表现技法反映了1917年乌克兰的兵工厂起义事件。1930年4月在基辅发行的影片《土地》，是一部有关乡村生活的电影，也是杜甫仁科对出生地乌克兰的生命礼赞，成为杜甫仁科事业的巅峰之作。在剧中美丽的静止镜头与动感十足的叙事故事交替出现。该影片围绕着现代农业机械战胜原始耕种展开，具体描述了年轻的农民聚集起来，购买拖拉机经营农庄，在辛勤劳作后丰收的景象，并牢牢抓住了土地这一重要意象。影片结尾是电影史上最长、最复杂的平行蒙太奇实例之一。该电影在荷兰、比利时、阿根廷、墨西哥、加拿大、英国、美国和希腊等国上映，受到热烈的欢迎，被意大利的电影摄影师称为乌克兰的“电影荷马”。然而，该电影在他的祖国乌克兰并不受欢迎，杜甫仁科也因此被指责“保护富农和怀念过去”，该片在乌克兰被禁映。

1932年杜甫仁科拍摄了第一部有声电影《伊万》，该影片围绕第聂伯河上一座巨型大坝的建设展开，描述了三个不同的名为“伊万”的小人物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该片延续了一些杜甫仁科默片的拍摄习惯，其风格更接近于抒情诗和肖像画，在工业美学和有声电影上做出了尝试和创新。该片上映后，成为威尼斯第一届国际电影节的参展影片，并获得了苏联颁发的最佳节目奖。尽管他在国外取得了成功，但《伊万》在乌克兰遭到了敌意，该电影被严厉批评。因此杜甫仁科写信给约瑟夫·斯大林寻求帮助，在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和邀请后，杜甫仁科到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工作。1935年，杜甫仁科被授予列宁勋章，同年秋天，“乐观”的《航空城》出现在银幕上，该影片讲述了辽阔、壮丽的俄罗斯远东地区人民和过去的红军游击队员如何追踪和消灭来犯的敌人的故事。老猎人斯切潘·格鲁夏克聚集起老战友，包围暴动者巢穴，镇压叛变，在空军陆战队的帮助下守卫了祖国边疆，并海岸上建立起新的坚不可摧的城市航空城。《航空城》延续了杜甫仁科诗电影的创作风格以及蒙太奇的拍摄手法，在其内容方面依旧与保家卫国等民族精神紧密联系。1939年《肖尔斯》上映，该片围绕苏联国内战争时期被称为“乌克兰的夏伯阳”的军事家肖尔斯展开，描写这位年轻骁勇的乌克兰统帅多年来驰骋沙场、屡建奇功的事迹，后来其在革命觉悟较高的波仁科的帮助下，建立了纪律严明的乌克兰第一义勇团，和波仁科一同反革命，塑造了一个风趣的民间英雄形象。在该影片中，杜甫仁科将浪漫主义热情与用现实主义手法对生活的再现结合在一起，表现了史诗性，抒情性和高昂的激情的创作特点，成为了杜甫仁科的代表作之一。1941-1945年期间，杜甫仁科创作了一系列短篇小说：《战斗前夜》《母亲》《停止，死亡，停止》《帽子》等。

风格转变

杜甫仁科之前的作品虽然也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内核，但还是属于文学创作领域。而自1932年《伊万》上映遭到乌克兰的敌意，杜甫仁科也因此接受斯大林的邀请加入莫斯科制片厂工作，之后的作品大多与意识形态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其1939年的影片《肖尔斯》是直接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拍摄的，在拍摄期间斯大林直接干预了影片的制作过程。但是与上级当局如此密切的联系也有不利的一面，艺术家自身的创作观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正在逐渐累积。

苏德战争期间，杜甫仁科在拍摄多部与意识形态相关的纪录片同时还撰写了新闻文章和随笔。写于1943年的《乌克兰着火了》的电影剧本，在被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受到约瑟夫·斯大林的严厉批评，他不仅禁止电影出版和改编，还禁止杜甫仁科返回乌克兰。杜甫仁科在1944年构思出的诗意电影也被按照意识形态原则改编成政治电影《米丘林》。该片真实地还原了苏联植物育种家伊万·米丘林奉献的一生，运用了蒙太奇式的处理方法，带有厚重的红色题材味道，人物塑造脸谱化，但在上映时鼓舞了不少有志青年投身于植物研究，杜甫仁科也因此凭借这部政治正确影片成功“平反”，再次获得了斯大林的赏识，并因此获得国家奖。《米丘林》制作期间，为了满足审查制度的要求，被无休止地修改和重新剪辑。评论家们对该电影褒贬不一，部分人认为该影片是一部完全无用的作品，除了悲哀的政治宣传之外什么都没有。而另一些人则称，尽管为了适应意识形态而进行了修改，该电影仍然很有才华。

杜甫仁科的最后一部作品，电影《再见，美国！》的命运更加悲惨，该片作为一部讽刺美国的喜剧片，改编自安娜贝尔·百加得的书籍，她是从美国投奔苏联的政治叛逃者，在当时的苏联这种行为被认为是一种政治正确。但是当电影准备就绪时，杜甫仁科收到了停止拍摄的命令——1951年，安娜贝拉意外跑回美国，影片失去了意识形态上的意义，最终它在档案中被保存了46年，直到1995年才出现在银幕上。1950年，杜甫仁科成功访问了祖国乌克兰。1956年3月，《魔法黛丝娜》在《第聂伯罗》杂志上发表，半年后，杜甫仁科开始拍摄同名电影，这是一部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乌克兰乡村生活的百科全书。

其他经历

杜甫仁科在早年思想还未成熟时期曾积极参与乌克兰的社会与政治生活。从格卢霍夫师范学院毕业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杜甫仁科成为了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他怀揣着喜悦迎接专制统治的推翻。1918年，已经是商业学院社区负责人的杜甫仁科组织了一次全校学生的抗议集会，反对征召入伍，结果示威者被驱散，约有20人丧生，多人受伤。1918年至1919年，杜甫仁科在UNR军队中与布尔什维克作战。1919年8月，他和两名同志逃往日托米尔，当城市被红军占领时，他作为“工农政府的敌人”被送往集中营，在那里服刑三个月。1920年初杜甫仁科又加入了乌克兰布尔什维克主义共产党的行列，后被波兰俘虏，设法逃到了红军队伍。1920年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在战士们的支持下，杜甫仁科担任过各种职务：先是基辅省公共教育部部长，后担任以其名字命名的剧院专员。1921年，杜甫仁科被召集到哈尔科夫，加入了外交部人民委员会，并被派遣领导遣返和交换战俘的任务，后来担任了外交部事务主管一职。1923年杜甫仁科因官僚主义错误被开除出共产党，所以直到生命的尽头，这位传奇导演一直保持着无党派。后来，杜甫仁科在自传中提到，回想起年轻时候的热血和冲动都是盲目的、激进的，因为那时还没有接受到正常、健康的政治教育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思想。

杜甫仁科也是第一个穿上军装的电影大师，在拍摄完多部电影并取得成功后，1939年9月17日，当红军在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的土地上行军时，杜甫仁科领导前线摄制组进行拍摄。1941年7月，杜甫仁科与妻子一起撤离到东部乌法，他们被运送到阿什哈巴德市，基辅电影制片厂也搬到了那里。随后杜甫仁科申请上了前线，因为他不仅是一名电影摄影师，还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记者。1942年2月，他以上校军衔被派往西南战线。1949以后，这位乌克兰电影导演在VDIK任教，继续研究未来电影的剧本，他还开始写作史诗小说《金门》，想在其中重新思考乌克兰历史的关键时刻。期间他请求允许返回他在乌克兰的家乡，但没有得到当局的正式许可。直到1956年因心脏病在莫斯科公寓中去世。

个人生活

杜甫仁科在1929年拍摄电影《阿森纳》时，遇到了女演员尤利娅·索恩采娃并对她一见钟情，二人在1930年结婚，在杜甫仁科去世后，尤利娅整理并执导了杜甫仁科剩余的剧本作品。

杜甫仁科晚年因为心脏问题备受煎熬，但是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杜甫仁科依旧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工作，1956年11月25日，他在莫斯科附近佩列杰尔基诺（现为莫斯科地区）的别墅中去世，最后被埋葬在新圣女公墓。

主要作品

导演作品

参考资料

编剧作品

参考资料

导演风格

杜甫仁科早期作品的主题与革命悲情和苏联电影的形成密切相关。被电影语言丰富的艺术可能性所吸引，杜甫仁科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热论坛。在杜甫仁科早期的电影中，可以观察到多种类型的混合体：讽刺、怪诞、童话和革命史诗。

构图的构建，每一帧的清晰阐述是杜甫仁科作为成熟大师的作品的特点。意识形态在其中退居二线，取而代之的是永恒的价值观。与爱森斯坦的动态方式相反，杜甫仁科的相机有点静止，镜头类似于摄影。

人与自然统一的主题如同一条红线贯穿了多夫任科的所有作品。这在被审查毁容的画作《土地》和《绽放的生命》中尤为明显。他对单纯的电影美学不感兴趣，杜甫仁科作为艺术家感兴趣的是人类生命的独特价值。杜甫仁科作品的研究者劳尔·豪兹曼写到导演创作风格的特点：电影《土地》不是一部美学作品，而是探索现实生活的动机，描绘感情的转变和事物的结构。这里所有的反对意见都是站不住脚的：杜甫仁科的《土地》从视觉和内容的角度来看都是辩证的；它不仅是“生物学的”，生与死的因素虽然是生物学的，但同时也是辩证的。

杜甫仁科的作品的特点是世界观的广度、戏剧和导演方式的独创性、诗学和情感。作为导演，他运用了剪辑领域的发现和创新。

荣誉奖项

影视荣誉

参考资料

其他荣誉

参考资料

人物评价

杜甫仁科被美国人称为电影界第一位诗人，被希腊人称为20世纪的荷马，日本人认为他们最好的电影是在乌克兰导演的影响下创作的。查理·卓别林这样评价他：“斯拉夫人只给了电影世界一个创作者、思想家和诗人——奥列克桑德尔·多夫任科。”约瑟夫·斯大林、赫鲁晓夫也十分赏识他，在政治局成员和电影摄影师的一次会议上，斯大林对多夫任科发表了评论：“乌克兰恰巴耶夫欠他一笔债。”但也因此在一段时间的文学创作中烙印了意识形态的影子。杜甫仁科以杰出的导演、才华横溢的作家、艺术家和哲学家而闻名于世，是民族电影的创始人之一。在这位乌克兰导演的坟墓上，有一段简洁的俄文铭文：“他死于复活节。”，但他作品的鉴赏家将这个词解读为“复活”。最终杜甫仁科本人梦想被埋葬在他的祖国乌克兰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