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中国当代小说家) - 简单百科92e.net

余华（1960年4月3日-），浙江海盐县人，中国当代小说家，浙江师范大学下辖的余华创作研究中心的特聘教授

余华于1960年4月3日出生于浙江省立杭州医院，1971年，余华全家搬迁到父亲工作的海盐县医院职工宿舍居住，在此处，他看到了许许多多病人的生死离别，童年的经历对他日后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进入中学后，余华开始阅读小说，积累了丰富的阅读经验，1977年夏天，余华中学毕业，并于年底参加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结果落榜。转年3月，在父母安排下，余华进入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当牙科医生，但因不喜牙医职业，余华开始尝试写作，并于1983年1月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第一宿舍》，标志着他正式走进中国当代文坛。四年后，余华发表成名作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该小说初步显示了余华作为先锋派作家的创作特征，是他创作上的第一次飞跃，随后发表的《现实一种》《世事如烟》等短篇小说，以“暴力”的场景描写振动了当时文坛，确立了余华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作为先锋派作家的地位。1991年，余华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呼喊与细雨》，转年，发表长篇小说《活着》。其中，《活着》是余华迄今为止较受欢迎的作品，自出版后就始终保持每年约十万册的销量。1998年开始，余华开始进入以写作散文、随笔、论文为“主业”的时期，直到2005年，余华再次发表出版长篇小说《兄弟》，引起国内外的较大关注，《世界报》称《兄弟》“这本小说催生了一个新的余华”。

作为中国当代作家之一，余华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推崇通过暴力和血腥的写作形式，暴露人性之恶，数十年来，余华作品被翻译成近40种语言，在世界上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播。余华在文学界具有较大影响，曾凭借多部小说荣获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悬念句子奖”“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等奖项。作家莫言称余华是“当代文坛上第一个清醒的说梦者”。美国评论家莫琳·科里根称誉余华为“中国的查尔斯·狄更斯”。

人物经历

童年经历

1960年4月3日，余华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的“浙江省立杭州医院”（今浙江省中医院）。两年后，作外科医生的父亲要调任海盐县工作，余华及家人随父亲迁往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定居。由于父亲是山东省人，余华偶尔会有限度地表达他对血统论的迷信，认为自己的文学风格和江南软性文化存在差异，主要源于父系来自北方的基因。

余华于1963年进入海盐县的幼儿园，四年后，余华在当地的向阳小学就学。由于父母工作繁忙，余华及兄长时常被反锁在家中，兄弟二人的唯一乐趣是趴在窗口，看窗外的乡间景色及农人的身影，这段经历，也使余华在日后的创作中塑造出一个个生动的农人形象打下了基础。

1971年，在小学四年级时，余华随全家搬迁到父亲工作的医院职工宿舍居住，其家对面正是医院的太平间。除了学校和家之外，余华的活动空间是父亲工作的医院，在此处，余华看到了许许多多病人的生死离别。这段在海盐县城的生活经历，对余华日后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余华重要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和风景，都离不开海盐县城对他童年记忆造成的影响，在这里，余华看到了街道的成长、河流的成长。海盐县城的每个角落都存在余华的脑子里，他可以脱口而出当地方言。可以说，余华创作的全部灵感都源于海盐县城。

高考落榜

1973年7月，余华小学毕业后，恰逢海盐县图书馆对外开放，父亲为余华及其兄长办了两张借书证，此后，余华开始阅读小说。那个时代的很多代表作品，余华几乎都读了一遍，包括《艳阳天》《金光大道》《牛田洋》《虹南作战史》《新桥》《矿山风云》《飞雪迎春》《闪闪的红星》等。同年9月，余华进入海盐中学就读时，恰逢文革时期，街道贴满大字报，每天放学回家，余华都要在大字报前驻留。在余华看来，这些大字报，让他开始喜欢文学。

在高中阶段，余华凭借其对音乐简朴的直观认识，将鲁迅的《狂人日记》谱写成音乐，后来，又将语文课本内容、数学方程式、化学反应谱写成歌曲。余华不通音律，但他不止一次谈到，音乐影响了他的写作。在校期间，余华也曾担任学校黑板报的采编工作，时常采写通讯报道类型的稿子，这也算是他的文学练笔。1977年夏天，余华中学毕业后，于年底参加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结果落榜。

牙医生涯

1978年3月，在父母的安排下，余华进入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当牙科医生。余华并不喜爱牙医工作，武原镇卫生院对面是海盐县文化馆，余华羡慕文化馆工作人员不用坐班，为了辞掉牙医工作，转为进入文化馆，余华开始尝试写作。余华曾坦言，其写作的最初动机源于前往文化馆工作的功利目的。

余华于1979年来到浙江宁波的一家口腔科进修，提高牙科技术。除了上班时间，他的所有时间都待在自己的小屋中，不分昼夜地写作。1980年，余华在读过《伊豆的舞女》后，从此迷恋上了川端康成，川端康成细致的叙述方式，对余华的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初入文坛

1983年1月，余华在《西湖》杂志的第一期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第一宿舍》，之后，又相继发表《“威尼斯”牙齿店》《鸽子鸽子》等短篇小说。其中，《“威尼斯”牙齿店》和余华的牙医工作经历有着直接联系。正式迈入文坛后，余华实现梦想，来到海盐文化馆工作。同年11月，余华接到《北京文学》编委的改稿通知，余华为此第一次来到北京，游览故宫、长城，这段改稿之行，拓宽了余华的眼界。

1986年春天，余华用一套《战争与和平》从朋友那里换取《卡夫卡小说选》，此后，开始阅读卡夫卡的作品。卡夫卡的作品，解放了余华的文学观念和想象力，也使余华学会在自由叙述中，充分表达思想和情感。在海盐文化馆工作期间，余华也曾受命下乡采风，游走在海盐县城的乡村之间，倾听和记录农民们讲述民间歌谣与传说。

一次飞跃

1987年2月，余华前往北京鲁迅文学院参加文学讲习班的学习，直到7月份结束，返回浙江海盐。同年，余华在《北京文学》第一期发表成名作——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小说讲述了少年人以充满期望的视角直视人生，却不得不面对种种罪恶和欺诈，通过对比少年人的明朗欢快和成年人世界的丑陋阴暗，使小说在鲜明的反差下，产生较强的审美张力。这是余华创作上的第一次飞跃，为余华带来了较大声誉，使余华从此开始确立他在中国先锋作家中的地位。在该小说中，余华生动描写了涉世未深的少年人在进入成人世界后，所遇到的障碍和心理动荡，揭示了青年人面对荒诞现实世界的迷惘。随后，余华在文学刊物《收获》第六期发表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该小说背景发生在“文革时期”，讲述了一个在1986年的疯子自尽的故事，展现文革时期一些“看客”的残忍和暴力。

余华于1988年分别在《北京文学》第一期和《收获》第五期，发表中篇小说《现实一种》和《世事如烟》。在这两篇小说中，余华进一步突破表层现实，挖掘人类心理深层中“暴力”和“血腥”的原始想法，展现了余华独特的艺术感觉，让文学批评界进一步认可了余华的实力。同年9月，余华进入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创作研究生班学习，和莫言、刘毅然等成为同学。读书期间，余华开始广泛接触马尔克斯、福克纳、胡安·鲁尔福等现代作家的经典作品，这为他在后来为《读书》杂志撰写随笔专栏奠定了阅读基础。

1987年至1988年是余华创作的高产时期，此后，余华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密集发表小说作品的年份。1989年4月，余华和刘毅然等作家班的同学穿越中国西部，沿途考察了新疆、甘肃省、青海省和西藏等地，历时一个多月。暑期时，余华来到山东威海，并为山东电视台撰写《穿越西部》专题片的稿子。同年9月，余华在《上海文论》第5期发表论文《虚伪的作品》，明确表达了他的“真实观”，阐述了他的文学追求，即“为内心写作”。同年年底，余华被调入嘉兴市文联，在《烟雨楼》担任杂志编辑。

二次飞跃

20世纪90年代，余华开始深入揭示人性深处的丑恶，描述现实人生中的苦难和不幸，从“形式先锋”（叙述形式）走向“意义先锋”（叙述主题），实现了小说创作的第二次飞跃。

1990年年底，余华研究生班毕业，获取硕士学位后，返回家乡。此时，余华开始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呼喊与细雨》（后更名为《在细雨中呼喊》），并于1991年发表在《收获》第六期。该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回顾视角作为主视角，通过“我”回忆过去不同时空发生的事情，展现了人们在生存困境下不顾情谊的丑恶本能，表达了人的生存需要情感的滋润。《呼喊与细雨》一发表，就引起文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不少评论者认为这是一部心理自传，使余华开始尝试“苦难”主题的写作。

转年，余华在《收获》第六期发表长篇小说《活着》，这是余华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作品，自出版后就始终保持每年约十万册的销量。小说中，余华通过讲述主人公作为普通农民经历了一桩桩死亡事件，面对亲人一个接一个逝去时的无力，表达了中国人面对苦难的无可奈何以及为了“活着”而忍受苦难的乐观精神。小说传递了一种生存哲学，即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努力生活，而并非为了其他任何人和事而“活着”。在文学批评界中，《活着》一发表，就引起诸多学者研究讨论，不少文学评论者认为，该小说是余华的转型之作，使他摆脱了早期先锋文学聚焦于小说形式创新的困顿，升华了小说主题，表达了他的现实态度，增加了小说情感厚度。

1993年8月，余华调离嘉兴市文联，并定居北京，开始成为职业作家，几个月后，受聘为广东青年文学院首批签约作家，聘期为一年。1994年，余华参与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活着》的编剧创作，上映后，这部电影获第四十七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最佳男主角奖、人道精神奖、全美影评人协会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等奖项。

余华于1995年在《收获》第六期发表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小说中，余华通过讲述许三观为了生存而一次次卖血的经历，将“血”和生命联系在一起，表现了底层人民曲折艰辛的生活史。该小说发表后，再次震动中国文坛，有论者认为可以将该小说看作是当代底层中国人的“个人历史档案”，也有评论者认为，《许三观卖血记》让余华在个人写作道路上转型成功，意识到文学形式创新，是为了真正表达人的内心。

“主业”转型

余华于1998年开始进入以写作散文、随笔、论文为“主业”的时期，发表《博尔赫斯的现实》《契科夫的等待》《眼镜和声音》等作品。同年6月13日，《活着》获意大利文学最高奖——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此前的得主都是世界知名作家，且有数人在此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如秘鲁作家略萨、波兰作家米沃什等，因此，在民间，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也被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晴雨表，这项奖项进一步提高了余华的海外知名度。

2003年8月，余华远赴美国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并应邀在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杜克大学、斯坦福大学、康奈尔大学、莱斯大学、爱默里大学、乔治敦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戴维思分校等三十所美国知名学府进行巡回演讲。

再创长篇

2005年7月，余华参与厦门市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首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并在此举行长篇小说《兄弟（上）》的首发仪式。这是余华在1995年发表《许三观卖血记》，度过十年沉闷时期后，再次发表自己的新长篇。转年3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下）》，并在文学批评界引起广泛反响。小说中，余华通过讲述主人公在不同时期的生存状况，向读者展示了有违常理的荒诞生活画面，揭示了人性的丑恶。同年7月，余华参加第十七届香港书展，并坦言《兄弟》是他最喜欢的作品。

2007年10月，浙江师范大学成立余华创作研究中心，余华被聘为特聘教授。转年10月，《兄弟》在法国知识界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杂志《国际信使》获首届“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自2008年开始，《兄弟》陆续被翻译成法文、德文、日文、意大利文、英文、西班牙文等版本出版，《瑞士》时报于2009年11月评论称《兄弟》是“中国的《失乐园》。”

2010年，余华在《东吴学术》发表访谈文章《我想写出一个国家的疼痛》，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余华认为他的写作有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是创作《十八岁出门远行》的阶段，期间，余华找到了如何自由写作；第二阶段是创作《活着》的阶段，期间，余华突破了“固步自封”，摆脱了先锋作家以形式创新为主的创作方式；第三阶段是《兄弟》，期间，余华发现他可以运用开放的叙述方式，表达作品情感。

三年后，新星出版社出版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小说通过描写主人公死后7天的游魂经历，表达了余华内心深处的人道情怀。2014年4月，余华凭借小说《第七天》获得了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3年年度杰出作家”奖项。2021年3月，余华出版长篇小说《文城》，该小说一经问世，就引起市场关注，首印50万册，并在预售次日加印10万册。在文学批评界，诸多文学评论者认为这是余华重返巅峰的作品。

开启直播

2024年4月26日，余华在抖音首次单人直播。直播中，余华给网友讲述了《许三观卖血记》，并谈到了自己与莫言微信头像在网络上被热议一事。2025年4月，余华携书《余华文学课：九岁的委屈和九十岁的委屈》与主播董宇辉对谈，该书由余华亲自编选组集，书中收录了余华的15篇文学随笔和1篇文学对谈，其中6篇是未结集出版过的篇目，当晚对谈期间，该书销量突破5万册。

个人生活

家庭情况

余华的父亲名叫华自治，来自山东，部队转业后在浙江省防疫大队工作。1962年，余父调任到浙江嘉兴市海盐县人民医院任外科医生。医院成为余华最常去的地方，余父从手术室出来的模样，也成为余华记忆中父亲最突出的印象。作家格非认为，就余华文学才华而言，余父工作的医院使余华受益匪浅。

余华的母亲名叫余佩文，是浙江绍兴本地人，在浙江医院手术室担任护士长的工作。余华幼年时期，余母工作忙碌，但也坚持每天早晨送他去幼儿园，晚上接他回家。

余华有一个兄长，小时候，由于父母忙碌，他和兄长经常被锁在家中。在余华还未上学前，也曾跟着已经上学的兄长一起在课堂上听课。

婚姻关系

余华于1985年3月和当时的海盐县文化馆文秘干部潘银春结婚，后来，二人于1991年8月离婚。1992年，余华和诗人陈虹结婚，他们也是作家班的同学。在余华看来，妻子陈虹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余华曾自述，他创作出来的小说总要先给陈虹看，比如《许三观卖血记》开头写完后，余华自己感觉不错，却没有把握，等到得到陈虹的肯定后，他才放心地继续往下写。

余华的儿子余海果，出生于1993年8月27日，由于当时余华和妻子陈虹没有计划生孩子，但妻子却怀孕了，余华认为这是一条“漏网之鱼”，所以，为儿子取小名为漏漏。22岁这年，余海果执导拍摄电影《许三观卖血记》，八年后，余海果在《收获》2023年第2期上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全身麻醉》。

社会关系

余华和作家莫言是鲁迅文学院研究班的同窗好友。二人关系密切，多年来，经常在诸多典礼上演“相爱相杀”的画面。在《收获》创刊六十五周年庆典暨《收获》系列新书发布活动现场，莫言曾说，余华凭借《文城》获得收获文学榜2021年长篇小说榜榜首后，他作为老友，利用Chatgpt生成了一篇莎士比亚风格的赞语给余华。在典礼上，余华透露他的作品封面用了莫言的摄影照片，并支付莫言1000元的稿费。对此，莫言表示，要看他的摄影作品集，就去买余华的散文。

2022年11月，外景纪实类读书节目《我在岛屿读书》上映，余华和好友苏童、西川等人作为主要嘉宾，先后邀请程永新、叶兆言、欧阳江河、黄蓓佳、肖全等好友参加节目，并向观众讲述读书写作的意义。次年6月，《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上映，余华和苏童等好友继续参与录制，并先后邀请莫言、阿来、王尧、陈继明、马伯庸等好友作为飞行嘉宾，参与录制。2024年10月10日，余华和苏童、程永新等好友继续参与录制的《我在岛屿读书3》官宣定档10月17日开播。

主要作品

小说

参考资料：

其他

参考资料：

创作特点

叙事主题

死亡叙事

“死亡”主题贯穿了余华小说创作生涯，包括《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鲜血梅花》《古典爱情》《世事如烟》《河边的错误》《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在内的诸多小说，都包含这死亡因素。余华利用艺术技巧，通过构筑大量的死亡意境，表达了他对人生、生命以及生存的思考。比如《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为了实现一个个目的，一次次卖血，用向死亡挺进的方式来对抗不幸的生存困境，余华通过叙述许三观为了“活着”，不惜被死亡阴影笼罩，表现了小人物为了生存，可以生出一种超越死亡的坚强。

苦难叙事

余华擅长将赤裸现实展现在读者眼前，让人类正视苦难，唤起人类的恐惧和良知。在余华小说中，苦难无处不在。比如《活着》中，小福贵的亲人们一个接着一个死去，到了最后，只剩福贵一个人，亲人的死亡给福贵带来了最深的苦难和折磨，对福贵而言，死亡似乎已经不再可怕，但是，死亡却迟迟不降临在他的头上，他只能不断忍受亲人一个接着一个离去的悲哀。余华通过展现一幕幕死亡场景，表达了人类的无法摆脱宿命的生命之苦。

叙事方式

暴力叙事

暴力叙事是余华创作的重要叙事方式，在《呼喊与细雨》《活着》《现实一种》《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中，都表现出暴力叙事特征。比如《现实一种》中，余华讲述了一场兄弟阋墙的血腥悲剧，故事中的人物为了心中的仇恨，视人命如儿戏，制造了一场场的暴力复仇事件。这是一篇脱离现实的小说，却在一次次的家族血腥事件中，表现了人性的丑陋。余华的作品夸张地描述了对人物的暴力残害，并通过一场场暴力事件，渲染生命荒凉的本质。

重复叙事

“重复”的叙事方式是余华作品中引人注目的现象。《活着》以重复不同情境的死亡事件为内容，叙述了主人公徐福贵的坎坷经历。《许三观卖血记》以重复十次卖血过程为内容，叙述了主人公许三观为了生存而不断卖血的凄惨经历。除此之外，在《在细雨中呼喊》《此文献给少女杨柳》《十八岁出门远行》等作品中，也可以看见余华运用“重复”叙事方式的痕迹。

感觉与幻觉的强化描写

余华的作品融入了较多的感觉和幻觉的描写。在感觉描写方面，余华总是借助于精神病、心理变态者的视角，或者借助比喻等修辞手段，将自己对某个事物的感官融入叙述中。如《一九八六年》中，一个教师因受到刺激而发疯后，他的视野也受到感觉的影响，墙上的门变成一个黑洞，小镇也变成一个拦路屏障。此处，余华借助一个“疯人”将感觉客观化了。在幻觉方面，在作品中，余华将幻觉和人物正常意识活动缠绕在一起，让读者无法分清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幻觉，进而逼真地再现人物的心理状态。比如《现实一种》中，主人公妻子回家发现儿子被摔死在门口水泥地后，余华通过描写一连串的幻觉画面，真实揭示了突发事故带来的惊吓，深刻表现了主人公妻子精神恍惚、害怕慌乱的心理状态。

多元叙事视角

在作品创作中，余华经常避免采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尽量退出事件，进行多角度的叙事转换。比如《在细雨中呼喊》中，“我”作为故事的叙述者，经历了很多事情，也透过观察记录了许多人物的种种经历。小说中，“我”拥有少年的孙光林和成年的孙广林等双重身份，余华通过少年的“我”的视角，表现成人世界的自私和冷漠；通过成年的“我”的视角，表现对少年时代天真单纯的向往，在不断交错的两个视角中，使读者从少年和成年的角度认识不同阶段的人和事。再如《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也会让故事中的社会底层小人物通过大量对话，自己讲故事，并在不断地视角转变过程中，让读者体验不同的人生。

语言特色

余华擅长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表现人物形象。比如《十八岁出门远行》中，余华在开篇中写道：“柏油马路起伏不止，马路像是贴在海浪上。我走在这条山区公路上，我像一条船。”此处，余华将“我”比喻成“船”，将“马路像是贴在海浪上”对应“我”走在马路上，生动形象地表达出“我”漂泊无依的处境。再如《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中，写道：“我知道跟这家伙再争辩下去时毫无意义的，因为他的力气起码比我大五倍。他会像扔一条裤子似地把我从窗口扔出去。”此处，余华将“我”比作“一条裤子”，表现了“我”在大汉面前软弱不堪的形象。

文学思想

艺术真实

1989年9月，余华在论文《虚伪的作品》的开篇中说：“现在我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白自己为何写作，我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余华的创作核心是追求艺术的真实，“为内心写作”是其文学追求。在20世纪90年代后，余华走出以叙述形式为主的创作模式，坚持探索人的生存真相，认识真实的现实世界。在余华的随笔作品中，他揭示了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被欺骗、被虐杀的真实历史，揭示了非洲黑人被贩卖、被奴役的真实历史。

关于叙事

在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初期，余华认为作品中的人物或性格都是由作者操纵的傀儡，作者可以任意决定人物命运。但是，在后来，余华却意识到，小说虽是虚构形式，但其人物性格并非任由作者随意处置的对象，而是有其自身性格发展的逻辑。作者应该将小说中的人物当做自己的朋友。比如《活着》中，福贵在儿子死后，将其埋在树下时，福贵看着儿子到县城的必经之路，想的是：“月光照在那条路上，像是撒满了盐。”此处，余华将月光比喻成白色的“盐”，这贴合了福贵没有文化的农民身份，也将福贵因儿子之死，心口难过得像撒了盐的痛苦表现出来。

荣誉奖项

人物影响

文学影响

作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代表作家之一，余华迷恋于探索小说写作形式，努力突破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在作品中，余华暴露了人性的“恶”，这是对传统小说叙事手法的颠覆。比如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一九八六》《河边的错误》等小说中，余华以暴力、荒诞作为叙事中心，向人们展示了人性的丑陋。

余华创作的小说，被称为“先锋小说”，这些小说是中国当代先锋派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有着影响；同时，也对晚生代的先锋作者，如毕飞宇、林白、韩东、陈染等人产生了重要影响，让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继续延续先锋小说的创作精神，探求文学形式的创新。

20世纪80年代末期出现了“新写实”小说，其主要写作形式是回到日常生活的同时，聚焦于描述人类的欲望。余华的《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作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采用零度写作方式（即作家不在创作中掺杂个人想法，以理性角度进行叙事创作），对后来的新写实小说创作起到引导作用。

余华小说对类型小说创作起到开启性作用，通过重新开启类型小说的方式，丰富了中国当代小说资源。如余华的《鲜血梅花》是对武侠小说的模仿；《古典爱情》是对聊斋的模仿；《兄弟》是对通俗小说、畅销小说的模仿。类型小说是小说的固定形态，余华对类型小说的模仿，激活了类型小说的改造工程，使当代中国的诸多作家通过挖掘类型小说，创作大量类型小说，如网络类型小说等。

余华有自己的文学观点，这对中原地区当代文学的理论建设起到推动作用。余华曾在《上海文论》中发表过许多理论文章，这些文章都表达了余华的观点，如他主张作家要为内心而写作等，这些观点对当代文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传播影响

作为中国当代作家，余华的作品传播主要从1990年《十八岁出门远行》被翻译成日语开始，数十年来，余华作品被翻译成近40种语言，在世界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传播。以《活着》为例，据统计，《活着》从1992年到2020年，在国内出版销量突破了2000万册。《活着》于1992年发表后，德国就于同年推出德译版《活着》，之后，该小说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单独出版，比如法国Hachette出版公司出版的法译《活着》。《活着》外文版超过30种语言，销量超过20万册，其中，朝鲜语版本销量达5万册、英语版本销量达4.3万册、法语版本销量达4万册、西班牙语版本销量达2万册、德语版本销量达1.5万册、意大利语版本销量达1万册、俄语版本销量达1万册、阿拉伯语版本销量达1万册。从传播区域来看，余华海外传播主要集中在欧洲和亚洲地区，这是因为欧洲国家的经济水平和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另外，日本、韩国、越南、泰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和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文化渊源，这也是余华作品在这些国家得以迅速传播的重要原因。

人物评价

文学评论界对余华的评价，褒贬不一。作家莫言称余华是“当代文坛上第一个清醒的说梦者”。美国评论家莫琳·科里根称誉余华为“中国的狄更斯”。在澳大利亚乔伊斯基金会主席克拉拉·梅森称赞余华，说他“赢得了澳大利亚读者的心”，并认为“乔伊斯基金会为将‘悬念句子奖’授予余华这样的作家而感到骄傲”。

莫言感叹过：“其实，当代小说的突破早已不是形势上的突破，而是哲学上的突破。余华用清醒的思辨来设计自己的方向，这是令我钦佩的，自然也是望尘莫及的。”2022年，“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文学奖”的评委一致认为余华的《兄弟》极具艺术价值，展现了中国的国民精神，评委会主席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评价说：“评审委员会相信《兄弟》是一部极其重要的现代世界文学作品，因为它充满了对人民的爱，充满了人文主义，促进了世界各国之间更深层次的相互理解，这在今天尤为重要。”

也有一些评论家对余华的创作进行了猛烈的嘲讽，比如学者胡河清在评价余华的《鲜血梅花》时，批评说：“在情节上不过是对鲁迅的《铸剑》的一次简单的仿写，而在氛围的营造上则吸取不了金庸小说的某些韵味，缺乏艺术上的独创性，而在对中国文化总体气韵的呼吸领会上，又远不能望鲁迅和金庸的项背。”

作家蒋泥公开他对《兄弟》的判断：“《兄弟》全书是一部垃圾，巨大的垃圾。”对于《活着》，蒋泥评价说：“我喜欢看悲剧。多年前读《活着》就觉得它不对味，好好儿的悲剧内容，被余华写坏了。”评论家林童直言：“余华并不适合写长篇小说，尽管他的长篇小说已经足够短了。”

文学批评家金赫楠批评道：“余华的先锋写作带有太多的投机性与虚伪性：他故作一种写作的情感疏离，其实是为了迅速抵达惊骇，拉近作品与时代流行神情的距离，他可以制造出高深莫测的探索谜题，其实是为了轻易地实现深刻，融入当下盛行的话语氛围——这一分析恐怕同样适用于整个先锋写作。而这一切与我们的民族经验、民族情感以及社会生活格格不入的遥远，使得余华乃至先锋写作更像是一场虚情假意的‘先锋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