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复合体（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War industry complex 简称：MIC），又名军工铁三角（简称铁三角），是由军队、军工企业和部分国会议员组成的庞大利益集团。 是指参与生产武器和军事技术的个人和机构网络。一个国家的军工复合体通常试图争取政治支持，以支持国家政府继续或增加军事开支。
军工复合体原本是冷战时期美国独有的现象，其目的在于开发和生产能与苏联所构成的生存威胁相抗衡的军事技术。它是军方与工业界之间一种非正式却又稳健的关系，虽在质量和技术军备竞赛中取得胜利，却也付出了高昂代价。如今，美国每年在国家安全上的总支出超1万亿美元，不过其在联邦预算、国家GDP以及世界军费开支中所占比例较美苏冷战期间有所减小。军工复合体存在五个关键的变革领域，即民事与军事关系、工业与国家的关系、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科学技术界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自1991年以来，美国军火库不断发展。尽管军工复合体仍值得艾森豪威尔就其政治和道德风险发出警告，但它依旧以较小的优势提供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火库。
军工复合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属于美国创新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为革命性技术的孵化提供平台、资源以及时间。另一方面，以军工驱动的需求，或者说是伪需求确实把美国推上了霸权以及军国主义的道路。
名词定义
“军事工业综合体” (MIC) 是指一个自我维持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它使军事供应行业保持盈利，事实上在多个国家都是如此，但主要是在美国。它由竞争或合作的实体组成——总体而言，维持这些实体在经济上对所有相关方都有利。其中包括职业军人等、供应军事装备的行业的经理和所有者、职业和利益与军费开支相关的政府官员以及其选区受益于国防采购的立法者。
“军工复合体” 这一概念最初是由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其告别演说中提出的。在冷战时期，它是美国特有的一种现象，其主要目的在于开发和生产能够应对苏联所带来的生存威胁的军事技术。
“军工复合体”一词亦指代军事生产的地理集中现象。军事开支促使总承包商、分包商、顾问、大学、技术工人及政府设施在军事系统与技术研发制造领域形成空间集聚。典型如南加州的航空航天集群、韩国南海岸的造船集群，以及西伯利亚地区的孤立军事研究集群Akademgorodok。政府常通过技术工人大量迁移，在无工业历史地区建立此类集群，形成类似公司城镇的社区，为工人及其家庭提供全方位的生活服务。保护这些基础设施的需求可能加剧维持或增加军事支出的政治压力，甚至促使政府继续资助被视为过时的航空武器系统，以维护经济上依赖其生产的社区，如美国的B-2轰炸机和海狼潜艇便是例证。
历史沿革
起源
军工复合体的真正起源是1914年美苏冷战前的德国和日本。两国都通过同时实现军队和工业基础的现代化而获得了世界强国地位。两国都创建了新的系统或组织和机构组合，这些组织和机构相互合作而非竞争：大企业、大学、政府官僚机构和军队。这些机构之间的关系因两次世界大战而加强，但在1945年之后，两国都没有重新出现，主要是因为作为战败国，它们的军队最初被战胜国关闭，随后被随后的文职政府禁止或严格限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45 年后，它们的主要对手美国和苏联在某种意义上接替了德国和日本的脚步，并在美苏冷战期间继续并加强了这些关系。例如，当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于1953年上任时，美国联邦支出的70%用于军事。
萌芽期
形成与军工产业的萌芽
独立战争时期，松散的邦联体制使本土军工缺乏生存土壤，1775年独立战争爆发前后，作为美国前身的13块英属北美殖民地，虽然对英国的高压暴政同仇敌忾，但内部却绝对称不上万众一心。各殖民地的地方主义相当严重，坚决抵制军权和财权的统一，有的殖民地甚至拒绝其他殖民地的军队过境。第一次中东战争中，由于各殖民地都只顾把自己的人力、物力用于保卫本土，而置全局于不顾，以致出现严重影响整体军事战略的事例屡见不鲜。1777年11月15日，大陆会议通过的《邦联条例》(美国第一部宪法，因于1781年生效，又称《1781年宪法》)中规定:美国最高权力机构是由 13个州议会派出代表组成的一院制国会，不设置行政首脑和司法机构，没有财政权。各州有独立的财政权和司法权，国家军队由各州军队组成，军队的军费装备、士兵招募、军官任命均由各州负责。
对这种松散的南北战争体制，有人曾总结道："当时的合众国是各个独立的殖民地的总和，它们彼此之间没有联系"。各州为保持军事独立性，防止中央政府通过抓军权做大，均采取了殖民地时期以保卫本土、应对零星武装冲突为出发点的义务地方武装制。民兵组织以村镇为单位，由健康男子自备武器、服装参加服役，政府仅储存少量军火用以提供给无力购置武器的穷人。这种由士兵分别自购武器装备的采购模式不但使得大陆军的武器装备极其简陋，五花八门(仅滑膛枪就有12种型号)，也使得本土军工在低价格、多品种、小批量的市场条件下很难具备生存土壤。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军队的军火供应主要依靠外国援助和海上劫掠，例如，独立战争初期，美国军队 90% 的军火均来自法国。
联邦形成时期
1783年美国即将赢得独立战争之际，乔治·华盛顿在5月提出了《关于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意见》(简称《意见》）,《意见》包括：建立一支小型海军和正规陆军担负警戒和戍边；建立联邦军火库；建立某些类型的军火工业等。但9月独立战争刚刚结束，美国国会立即发起了大规模的军队复员，到1784年，美国已成为一个几乎没有军队的国家，常备军仅剩下用来保卫军事仓库的70名士兵，海军舰船被全部拍卖。这种极端做法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的大部分政治家对自由仍有着理想主义情结，而将军队视为暴政的象征。例如，美国立国先驱乔治·梅森就声称:“任何国家一旦建立常备军，人民就失去了其自由”。
由于外部安全威胁严重、国内农民起义频发、各州经济政策混乱等原因，在乔治·华盛顿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组织倡导下，1787年5月于费城召开了制宪会议，经过长时间激烈争论，到9月终于通过了与《邦联条例》截然不同的《1787年宪法》。新宪法正式确立了三权分立原则，使各州权力有了显著缩水，强化了包括军权在内的中央集权，总统成为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征税、征兵、军事立法等权力由各州上收到国会，军队由可扩大的正规军和各州地方武装两级武装力量构成。
乔治·华盛顿于1789年当选为美国首任总统后，开始呼吁“适当地建立军队”。在他的两届总统任期内，美国陆军由1789年的1000人缓慢增长到1796 年的3000余人，一支包括3艘战舰的小规模海军也得以重建。同时，美国政府也开始加强军工厂建设，例如，美国主要的国营轻武器工厂——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就于1794年创立，著名的诺福克海军造船厂的前身——戈斯波特造船厂也于1794年被联邦政府租用，开始成为美国海军的主要造船厂。
但乔治·华盛顿和同时期的大多数政治家一样，将一支大规模的常备军视为对自由的威胁，反对美国向世界军事强国转型。他于1796年退出政坛时发表的《告别词》中提出的“美国不应该与欧洲进行友谊的结合或敌对的冲突”，“美国可以利用孤立而遥远的地理优势保持中立”等外交政策原则被视为美国“孤立主义”传统基本成形的标志，也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工产业的扩张套上了“紧箍咒"。
乔治·华盛顿之后的多位美国总统也都是“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只是或更偏向于适度加强国防力量，如约翰·亚当斯;或更偏向于限制正规军规模，如汤玛斯·杰佛逊。在此期间，美国虽经历了1812年战争、西进运动、美墨战争等一系列战争，但正规军建设始终受到政治家的警惕和限制，军工产业也就依然处于萌芽期。
发展演变
南北战争至一战前期
南北战争时期，金融家通过政府实现与军工产业的间接握手。1861-1865年间的南北战争，与美国之前经历的通过国家有限投入就可维持的有限战争截然不同。参战双方战线长达数千千米，投入兵力300多万人，战死62万人，伤者在百万人以上，军费开支达61.6亿美元，是战争双方必须全力以赴的一场总体战争、全面战争。
在军火实力对比上，虽然北方有着全国 97%的军火产能，但在战争前期相比南方并不具备压倒性优势。这是因为南方的战争准备更为充分，不但预先储存了大量武器弹药，还在战争初期迅速占领了全国超过一半的重要军火库。此外，南方还得到了大批军火外援，英国、法国仅在1861-1863 年间便输送给南方 40多万支步枪。随着北方军队在战场上的连连大败、损失惨重，北方终于开始全力投入战争。1861年下半年，国会授权林肯政府征兵50万，并加强海军建设和军工生产。军队的大规模扩充带来了对军火的急迫需求，但此时国库已经捉襟见肘，甚至一度连国会议员薪水都无法支付，更难支撑军工产业的全力运转。
为尽快筹集巨额军费，林肯政府除采取提高税收、增发纸币等手段之外，还大力发行战争国债。由于军事上的不断失利，战争国债的销路很难打开。林肯政府指派华尔街银行家杰伊·库克为特别代理人，负责滞销战争国债的销售。杰伊·库克将大额债券分割为小额债券，然后以“为了胜利请购买国债”的爱国主义口号向普通公众销售。这一销售模式创新带来了超乎想象的成功。战争期间，每4户北方家庭就有1户购买了战争国债，政府的国债余额从战争早期的 6500万美元攀升到战争结束时的27亿美元。
源源不断的战争融资有力地支持了北方的军队实力建设和军工产业的飞速扩张。南方一位将军曾感慨:“我们不是输给了北方的士兵，而是输给了北方的金融。”北方正规军在1861年战争爆发时仅有1.6万人，1862年3月就扩充到63.7万人，1863年1月达到91.8万人。军工生产方面，1862年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已能年产20万支步枪；1863年北方的军工厂已能完全满足军队对新式来福枪的需求，不用再从欧洲进口。战争期间，北方的军工厂共提供了 250万支各种小型武器。尽管这一时期联邦政府仍坚持主要军工厂的国营模式，但金融家们已开始从战争中疯狂掘金，通过政府的战争融资实现了与军工产业的间接握手。
巨头垄断
南北战争为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障碍，极大解放了国内生产力。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进，美国工业生产实现了迅猛增长。到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已跃居世界第一，达到欧洲各国工业产值总和的一半左右。美国的生产和资本集中度也明显提升，托拉斯式的垄断组织开始普遍建立。约翰·洛克菲勒、安德鲁·卡耐基、.P.摩根、古尔德等垄断巨头已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并开始通过种种手段深入影响国家政策。
在军事政策方面，1901年威廉·麦金莱总统遇刺后，继任的西奥多·罗斯福极为重视海军力量，在两届任期内推进了大规模的海军建设。西奥多·罗斯福的“大海军政策"，一方面是基于国家扩张需要，随着西进运动到19世纪末接近尾声，美国的扩张视野只能从北美大陆转向海外；另一方面也源于他作为前海军副部长的个人情节。但同样不容小视的是垄断巨头们基于自身利益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西奥多·罗斯福入主白宫后，以推动海军建设为目标的美国海军联合会很快成立。
利益同盟
利益同盟的形成与军工产业的壮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战后期:政府、企业与军方共同主导的战争集体主义。
对于一战后期的美国，同时代的著名经济学家默里·罗斯巴德将之形容为“战争集体主义”，即“是一个完全的计划经济，主要由大的利益集团用中央政府的工具来运转，它是20世纪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公司的原型"。
这一时期，为了在短时间内充分调动起庞大的社会各方资源，将美国的国民经济和工业产能转入战时轨道，美国国会于1916年6月通过了《国防法》。该法第120条中，授予总统直接采购包括任何供应来源的战争物资和在必要时征用工厂的权力，并授权总统任命一个工业动员委员会，同时还命令陆军部部长准备一份包括全部有条件制造武器和军需品的私营工厂的完整清单。
对于大力引进私营企业参与备战工作，起初，美国军方从传统出发仍持抵制态度，坚持认为与军事采购和军事战略密切相关的合同不应交付给商业机构。但由于军队后勤系统的混乱低效，美国军方不得不对企业巨头们做出让步。1917年，随着美国在4月正式对德宣战，为了应对军用物资采购数量激增造成的混乱，美国国防委员会决定在7月成立战时工业委员会(War IndustrialBoard，WIB)，负责工业动员和组织，由工业家弗兰克·斯科特担任首任主席，银行家伯纳德·巴鲁克担任第二任主席。战时工业委员会工作人员主要由企业家和企业雇员的“志愿人员”构成，这些人因仅象征性地从政府每年领取一美元工资，又被称为“一美元人"1918年3月起，战时工业委员会不再隶属于国防委员会，提升为直接对总统负责的独立机构(俄罗斯已采取类似体制)。战时工业委员会相比军方的军需部门拥有更高权力，统管美国陆海军和盟国的战争物资的采购和供应，军需品的生产和计划，资源的调拨和保护，战时物资的采购价格等一切有关战争的经济问题。
军工复合体兴起
告别“孤立主义”--杜鲁门主义与军工复合体的第一轮发展高潮。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按照“孤立主义”传统进行了大裁军，军费开支从 1945 年的 816亿美元，削减到1946年的447亿美元，再减到1947年的 131 亿美元。美国军工产业也随之迎来了一个低谷期。1945-1946年间，政府处理掉了总投资达150亿美元、约占全国工业生产能力20% 的军工厂。
但这一低谷期随着冷战阴云的逼近而迅速结束。1947年3月，以争夺全球霸权、担当"自由世界”守护神为实质内涵的“杜鲁门主义”正式出台。从此，美国基本告别了长期奉行的“孤立主义”外交国策，也告别了战后立即大裁军的传统国防建设思路，进入了“永久战争经济”时代。
自朝鲜战争以后的 40 余年里，美国年度国防开支从未低于1500亿美元(以 1982 年美元计算 )，所占GNP(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也从来没有低于5%，美国军工产业也随之从“战时景气行业”跃升为美国的支柱产业之一。
这一阶段，为了实现对庞大军事力量的长期有效管理，美国国会于1947 年通过了《国家安全法》，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军事机构国会于1949年将国家军事机构正式更名为国防部，并规定了国防部对美国陆海空三军的统一领导地位，这奠定了国防部未来作为军工复合体中政府机构代表的核心位势。对军工产业的管理则基本延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政商同盟格局，政府与企业的合作纽带还通过种种途径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例如，在政府主管部门和军事机构下设有由大公司人员组成的顾问及咨询委员会;定期或不定期召开政府官员、军方、大公司高管组成的联席会议加强面向国会的对外军事援助游说等。
在此期间，美国一方面在航空航天、核武器等高精尖领域与苏联展开军备竞赛，一方面将 1/3的陆军、1/2的海军、1/5 的空军和 200亿美元的直接战争费用投入了朝鲜战争，还在1945-1960年间提供了价值300亿美元的对外军事援助。在巨额军事开支的滋养下，军工复合体这一庞然大物终于浮出水面。
1961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告别演说》中正式提出了军工复合体这一概念，艾森豪威尔对此的态度是:一方面必须警“军工复合体有意或无意在政府各部门中获得不应有的影响，政府政策本身可能沦为一个科学一技术精英阶层的俘虏”，一方面又承认“军事权势集团是维护和平的关键因素，军事权势集团与大军事工业的结合是美国经历的新事物，其全部影响--政治的、经济的、甚至精神的--已渗透进每个城市、每个家庭、每个联邦政府机构。”从此，军工复合体开始得到广泛关注与激烈争议。
相对萧条期
1961年，约翰·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肯尼迪政府相信:美国可以负担得起 500 亿美元军事开支而不增加通货膨胀，提升军事开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于是，肯尼迪一方面任命了福特汽车公司总裁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为国防部部长来加速推进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一方面更加积极地与苏联展开全球角逐，包括在越南发动"特种战争"。1963年约翰·肯尼迪遇刺案后，林登·约翰逊继任总统，开始将越南战争升级为由50余万美国军队充当主力的“局部战争”。
美国深度陷入越南战争对军工复合体的发展带来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正面影响主要是军费开支的大幅增长，美国投入越南战争的军费高达3500亿美元，比朝鲜战争高出一倍还多，巨额武器订单保证了军工企业巨头们的成长，还催生了德事隆公司等一批军工新贵。负面影响是受到大规模反战运动的波及，军工复合体开始承受越来越重的舆论压力。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涌现出了一大批研究军工复合体并侧重放大其负面影响的出版物，如弗雷德·库克的《战争国家》，维克托·珀洛的《军国主义与工业:核时代的军队暴利》，理查德·巴尼特的《死亡经济》等。在反战舆论的重压下，美国在陷入越南战争的十余年时间里始终未进行大规模战时动员，军工生产与民用生产基本处于同等地位。美国政府还决定最大限度地采用竞争性采购的办法来压低军火价格，使军工复合体常处于大订单、薄利润的尴尬境地。很多军工企业宁愿把产能分配给更有利可图的民品业务，也不将越南战争视为黄金发展机遇。
在后冷战时代，有一种做法是为了增加军费开支而寻找甚至捏造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9・11袭击事件就给美国增加战争开支带来了契机。伊斯梅尔・侯赛因 - 扎德指出，如果把这次袭击当作犯罪来看待，那么就 “需要通过协调一致的国际情报收集、执法以及公共外交行动来进行刑事起诉”。然而，这次袭击被视为对美国或是对自由与民主的战争行为，这就确立了美国处于战争状态，也为军事集结和军事侵略提供了正当的理由。
1991 年苏联解体和美苏冷战结束，至少暂时削弱了军工复合体在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和俄罗斯）的影响力。然而，部分由于中东军事介入的增加以及对恐怖主义的担忧，军工复合体在美国、俄罗斯乃至全世界仍然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现况扩张
在宏观层面，根据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2014年的一份报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美国国防开支占GDP的比例从1952年最高的15%到2000年最低的3.7%。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导致美国政府宣布发动全球反恐战争后，军费开支再次大幅上升。
军费开支在联邦预算中属于自由裁量支出类，包括美国国防部的基本预算以及海外应急行动（OCO）和全球反恐战争（GWOT）的额外支出。2016财年，美国政府在国防方面的支出约为6040亿美元，占联邦政府总支出约3.95万亿美元的15%。相比之下，2018年2月国会通过并由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签署的两年期预算协议批准了2019财年约7160亿美元的国防支出。
因此，美国的国防开支无论是占政府支出的比例还是数量上都是全球最高，而且确实在美国民间美国霸权的信念深入民心，最近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心里不接受美国的国力有被外国超越的可能。
从微观方面，军工复合体迅速发展，也已使得美国国防经济运行很难离开军工企业。美国的实践证明，近年来在美国国防部的大型承包商中，位居前三位的依次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与诺斯罗普格鲁门。其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主要生产军用飞机、导弹，是所谓的“纯”国防承包公司，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亦属于美国的“纯”国防承包公司，重点生产各种类型的导弹。而波音系列飞机公司，实际上属于“半”国防承包公司，该公司主要生产民用飞机，但也接受美国国防部航空武器系统订单。
据统计，仅仅在2007年，上述三大国防承包商便从美国国防部分别拿到了278亿美元、225亿美元和146亿美元的合同。除此之外，通用动力、雷神公司、英国的BAE系统公司，也成为美国国防合同的主要接受者。这些军工寡头也都是军工复合体的核心得益者，目前已经与美国的国防体系深度绑定，不可分割了。
主要内容
管理体制
美国军工企业管理体制相对集中和统一，由各主管部门负责国防武器和器材装备的研究、发展、生产和装备的统一管理。
结构
“军工复合体”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比如国防合同：政府将大型合同授予武器制造商，用于开发和制造航空武器系统。
美国的军工企业可分为三类：国家所有国家经营的军工企业(简称国有国营)；国家所有合同商经营的企业(简称国有私营)；合同商所有合同商经营的企业。近年来，美国军工企业的兼并和集团化规模越来越大，兼并成交额由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数亿美元增至目前的数十亿乃至上百亿美元。1995年3月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与马丁公司合并；1996年12月，波音公司兼并麦道12；1997年1月，雷西昂公司收购通用动力军品分公司“休斯电子公司”；1997年7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收购诺斯洛普·格鲁门等。美国大型军工企业已由1992年的32家合并为1997年年初的9家，其中航空航天企业已由十几家减少到3家。联合兼并的规模越来越大，垄断进一步加剧。经过合并、兼并，美国主要军工企业已在国际市场中占有绝对优势，并垄断了某些国防高技术。1991~1995年，美国军工企业在国际军火市场的销售额增加了60%，已占领约一半的军火市场。西方人士认为，美国在这场国防工业结构调整中是最大的赢家。
运作机制
多数经济发达国家的军工复合体均展现出共性：高科技工业部门遵循独特的法律、组织及财务规则运作；技术人员在行政与生产领域间自由流动；以及对产量与质量实施中央计划控制。由于现代武器技术的高度复杂性和国家倾向于扶持国内供应商，军事市场往往缺乏竞争。军方需确保供应商财务稳健（如在美英，即保障私营公司盈利），而供应商则力求公共支出对其产品的支持不减。此背景下，因缺乏竞争且预算过程政治化严重，政府采购的航空武器系统时有价格高昂、对国家安全价值存疑之嫌。此外，军工复合体推动的巨大军事预算还可能挤压非军事工业资源，因高薪工作吸引技术工人流向军事领域。
军工复合体的特性深受国家经济体系是市场导向还是其他导向的影响。以美国为例，20世纪上半叶，武器生产逐渐从公有公司转向私营公司。而在法国，情况则截然不同，国家政府仍牢牢掌控着大多数军事相关企业。虽然军工复合体通常局限于国家内部运作，但在欧盟等特定情境下，其规模已跨越国界，航空武器系统的生产涉及多国军事公司的合作。
美国的国防科技工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运行机制体系。这个机制体系包括利益机制、政策机制、计划机制、合同机制和法律机制。利益机制，是通过市场主体对自身利益的关心而对市场活动发生作用的一种机制。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利益机制在整个国防科技工业运行中的基础性作用，尊重军品生产企业独立自主的地位，通过对企业的军品科研生产给以经济补偿等，满足企业的利益要求。
政策机制：包括军工投资政策、装备采办政策、价格补贴政策、科研补助政策等，引导、推动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
计划机制：主要表现就是其规划、计划和预算(PPBS)体制。目前不仅美国继续沿用并不断改善这一制度，而且英国、法国等军事大国也都在采用这一制度。
合同机制：美国的军品采购特别是武器装备采办主要是通过合同的方式进行的，合同的方式就是市场的方式。
法律机制：美国的国防科研和生产具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国防科技工业的各项活动都是在严格的法律约束下进行的。
美国健全的国防科研运行与管理体系及其理念的形成贯穿于美国整个历史过程，它经历从国家不养军队、不搞军工的“孤立主义”到“永久战争经济”的军工复合体过程。下面让我们看一看这一过程的演变。
影响
正面
有人认为军工复合体其实是对美国社会有正面影响，也就是军事约翰·凯恩斯主义，认为军费或与军事有关的开支可以大举促进经济发展，创造或刺激就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军工复合体所提倡的持续性的战争其实是对社会有利的。武器、战争和有计划的报废会创造就业、促进经济繁荣、推动经济新陈代谢。因此，主张通过军费促进经济繁荣的人指出，持续不断地制造战争以及加大国防开支是避免经济大萧条的有效手段，这与凯恩斯在1940年的理论如出一辙。
正是由于军工复合体的存在，核心技术得以在军工体系中源源不绝地孵化，不断地为美国经济注入活力。如果美国的科技创新体系只有DARPA，而没有军工复合体的话，许多技术是不可能被孵化出来并影响美国经济的。或者说，如果没有军工复合体，DARPA很容易变成一个纯科研机构。因此，军工复合体是美国科技创新不可或缺的环节。
军工复合体的形成也是大势所趋，顺应了几十年来的技术飞速发展的潮流。在这场技术革命中，人才与研发已成为主旋律，但科技研究也变得更加正规、复杂、和昂贵。
负面
学者
美国斯坦福大学退休教授菲利普·津巴多在《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一书中指出，战争需要有人来准备和“烹制”。美国军工复合体就是一头嗜好“烹制”战争的“怪兽”。这个庞大利益集团不断将美国的对外政策往战争方向推，通过制造战争和冲突、挑动军备竞赛来获取巨额利润。
“军工复合体不是从外围角度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而是本身就是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者的一部分，是美国对外军事干预行为的催化剂和驱动器。”长期以来，军工复合体向美国国会以及政府部门输送了大量听命于自己的人才。这些人变成决策者，让军工利益集团的政策偏好顺理成章直接进入政府决策；在美国看似开放的政策制定体系中，政商“旋转门”和媒体合谋，让军工复合体拥有巨大的话语权，鼓动政府不断发动对外战争或参与到世界各地的冲突中。
军工复合体的批评者认为：
军工复合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属于美国创新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为革命性技术的孵化提供平台、资源以及时间。另一方面，以军工驱动的需求，或者说是伪需求确实把美国推上了霸权以及军国主义的道路。
政客
艾森豪威尔认为，军工复合体倾向于推动可能悖离国家最佳利益的政策（如加剧核军备竞赛），并忧虑其不断壮大的影响力若不加遏制，或将侵蚀美国民主根基。艾森豪威尔对军工联合体发出的警告仍是一个争论的话题，一些人认为，军工联合体在近几十年里变得更加强大。其他人则认为，军工企业的影响力已经减弱，尤其是在公众意识和对其影响的担忧日益增强的情况下。尽管争论仍在继续，艾森豪威尔的警告提醒人们不受制约的权力可能带来的危险，以及保持军事实力与社会福利之间平衡的重要性。
政治游说：政客们受到武器制造商和国防承包商的影响，制定有利于这些团体的政策。
公共关系活动：军工联合体将开展各种媒体活动来证明其利益并掩盖增加军费开支的任何负面影响。
如今，艾森豪威尔对军国主义和工业联合体的担忧在其首次表达半个世纪后仍然一如既往地具有现实意义。尽管美苏冷战已经结束，公开的军事威胁逐渐减弱，但军工联合体的影响力依然存在，并且仍然决定着两国的国内政策。
军工集团的持续存在受到多种因素的驱动，其中包括：
对国家安全的持久需求：各国政府拥有强大的军队来保护其边疆和利益，这使得对国防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
武器制造商的游说力量：武器制造商通过竞选资金、游说活动以及有影响力的决策者的可接近性来对政客产生影响。
军事力量的心理诱惑：军工联合体通过发展军事力量和技术进步来维持国家安全的假象，强化了人们在全球政治中强权即正义的认识。
应对措施
应对军工联合体带来的挑战需要采取多管齐下的措施：
促进透明度和问责制：政府需要提高军备支出和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以减少制造机构的影响。
鼓励公众监督：然而，公众意识和参与是抵消 MIC 对政策制定者影响的关键。
促进和平解决冲突：投资于外交、冲突管理机制和国际合作可以减少对军事替代方案的需求，从而减轻国防开支负担。
解决冲突的根源：消除贫困、不平等和侵犯人权也可能有助于预防需要军事干预的冲突。
艾森豪威尔对军工联合体的描述，是对警惕和负责任地管理国防资源的永恒警告。
然而，通过在冲突解决过程中将重点放在冲突诱因和和平替代方案上，确保军费透明度将减轻军事支出带来的风险，同时增强公众利益。
典型案例
克林顿主义
美苏冷战期间，美国以战略利益为依据，以敌友关系为准绳，对存在“人权劣迹”的盟友听之任之。冷战后，美国开始强调"人权标准和民主制度”强化在人权问题上说教。一段时期，美国政治人物把“人权”挂在嘴边，到处充当人权“教师爷”。威廉·克林顿时期，美国发展出新干涉主义政策纲领。其主张是，当有人道主义灾难发生或人权受到系统侵犯时，国际社会有权进行干涉。
这种被称为“克林顿主义”的主张还被写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战略文件。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发起长时间、大规模空袭。这是美国及其盟友实践"新干涉主义”的首次军事行动。威廉·克林顿指出，北约空袭南联盟是“为了制止种族清洗而进行的军事干预”，是一场“正义的、合法的战争”。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干预，从未得到联合国的授权。法国思想家莫兰指出:“在人道主义等说辞中，我看到的是谎言。”
美国自由派的对外干涉议程。不同于保守派只为保守某种秩序或安排，美国自由派则追求“变革、改良、塑造、扩展”。威廉·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菜克说得清楚：“美苏冷战后，美国必须扩展世界上市场民主国家的自由共同体。"用武力拓展市场，是19世纪的做法，自然是过时的和不得人心的。但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所说，美国擅长“给政策披上正义的外衣”。美国军工复合体开启舆论动员机器，把使用武力和“捍卫人权”联系起来，提出所谓“人道主义干涉”。
伊拉克战争
20世纪90年代初，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总统“在犹豫了几天后才小心翼翼地做出反应”。最后，在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推动下，他才决定捍卫"世界新秩序”。美国领导的军事行动随后取得了速胜。但是，当时美国人对越南战争心有余悸，老布什担心美国重新陷入战争泥潭，故未采纳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建议。小布什入主白宫后，新自由主义势力抬头，他们力主在伊拉克实现政权更替，从而纠正老布什政府在海湾战争中犯下的错误。
“911”事件后，美国蓄意将反恐战争扩大化，不断指责伊拉克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任美国国务卿柯林:杰罗姆·鲍威尔在联合国展示了所谓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数年后，调査报道显示当初提供的信息，是美国情报机构通过“不可信渠道”获得的。历史学家杰拉德,阿斯特的研究还表明，美国精英为了纠正1991年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没把萨达姆赶下台的决定，才重启了推翻伊拉克政权的军事计划。@美国绕开联合国，并不颐欧洲盟友批评，悍然发动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高额军费预算
2022年3月16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总值高达1.5万亿美元的2022财年联邦预算案，其中国防开支高达7820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长5.6%。3月28日，拜登政府向国会提交了包括国防预算在内的2023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草案。草案显示，2023财年国防预算总金额为8133亿美元，历史上首次突破8000亿美元大关。
为在军事能力上保持与同时期对手的“绝对优势”，美国在武器装备研发上几乎“烧钱”不眨眼。最新军费预算申请中，采购研发计划支出高达2760亿美元，创五角大楼历史新高。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亚当·史密斯曾严厉批评美国国防部过去20年的采购流程，称之为“一场彻底的灾难”。史密斯曾表示，美国一直寻求军事压倒性优势，不可能也不可取。这容易释放错误信号，让世界陷入新的美苏冷战。
俄乌冲突
2024年3月，报道数据：截至2023年12月，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2000套“毒刺”防空导弹，每枚价格从1991年的2.5万美元增加到如今的40万美元，但这只是美国对乌援助武器价格飙涨的冰山一角。例如俄乌冲突初期曾名噪一时的“标枪”反坦克导弹，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累计1万套，其价格从2002年的发射器12.6万美元、每枚导弹7.8万美元，一路飙升到发射器约25万美元、每枚导弹超过21万美元。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198门155毫米M777牵引式榴弹炮，其价格在2008年为200万美元，等到2023年时已高达400万美元，翻了一倍；援助乌克兰的39部“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在2014年的价格为350万美元，2022年增加到430万美元。
自从2022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约75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约463亿美元用于军事和安全方面。然而美国资深参议员桑德斯近日揭开了隐藏在美国对乌军事援助背后的秘密——美国军工复合体提供的武器价格近年来已翻了几番，远超美元通胀的比例。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看似巨额对乌援助，其实约90%都留在美国国内，“肥水不流外人田”。报道称，美国全国至少31个州、71个城市的117条生产线正在为乌克兰生产武器。自2005年以来，美国就没有制造过“毒刺”导弹，如今五角大楼签署了一份6.246亿美元的合同，恢复“毒刺”的生产以填补军援乌克兰后该导弹库存。
“天价零件”背后黑幕
2024年4月17日，美国众议员迈克·沃尔兹在美国2025财年军费预算听证会上，举起装有金属零件的一个小袋向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提问称，“你认为空军为它们付了多少钱？”在肯德尔回应说“不知道”之后，沃尔兹愤怒地挥舞着小袋说：“这是一袋价值9万美元的衬套”。所谓衬套是一种常见的机械零件，通常用于减震、旋转支撑和隔热等。沃尔兹表示，这些用于发动机的衬套是用机器冲压出来的，不需要高科技，普通工人就能生产，完全符合美国联邦机构的规范。普通美国人采购这袋衬套只需要约100美元，五角大楼直接从设备制造商那里采购，意味着它们应该比货架产品更便宜，但现实却是五角大楼为此花费9万美元。
美国军队类似的“天价零件”情况这些年来并不罕见。美国《大众机械》网站2018年就曾披露，美国空军当年采购25个新咖啡杯花费约3.2万美元，平均每个咖啡杯的价格超过1200美元，还有美国空军单价高达1万美元的马桶盖。
随着近年来五角大楼与美国国防工业的“旋转门”问题越来越严重，军工复合体通过影响五角大楼的政策制定，让海量军费得以躲过审计、输送到相关利益集团手里。这种隐形的军费流失实际比“天价零件”对美军的影响更大。
参考资料
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britannica.2024-09-08
军工复合体:一头嗜好“烹制”战争的“怪兽”.人民网.2024-09-08
delta-power-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history.duke.edu.2024-09-08
军工复合体:美国科研创新的一把“双刃剑” |赛先生.腾讯网.2024-09-27
referenceworkentry.link.springer.2024-09-08
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sciencedirect.2024-09-08
who-are-the-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themilitarysummary.2024-09-08
31个州，117条生产线!细数美军工复合体如何获取“战争暴利”.百家号.2024-09-27
供乌武器收益大部分留在美国 军工复合体获利.中国青年网.2024-09-27
一袋衬套9万美元!美军“天价零件”背后黑幕重重.新华网.2024-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