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运动（朝鲜语：3·1운동，英文名：March 1 Independence Movement）又称“独立万岁运动”，是指1919年3月1日于朝鲜半岛爆发的大规模民族解放运动。
1919年，朝鲜废帝李熙暴亡，传说是被日本殖民政府毒死的，这成了反日民族大起义的导火线。朝鲜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了和平请愿，起草了《独立宣言书》，要求朝鲜独立。1919年3月1日，在汉城塔洞公园，数千青年学生和上万群众集会，高呼 “朝鲜独立万岁！”“日本人和日本军队滚出去！” 等口号。会后 30 万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由于日本当局的镇压，很快发展成为起义。这场斗争波及朝鲜全国218个府中的203个府，参加斗争的群众达200万以上，该运动于1919年6月以失败告终。三一运动后，朝鲜历史进入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新时期。
每年3月1日是韩国“三一节”。三一节是韩国为纪念“三一独立运动”而于1949年指定的法定节日。2026年3月1日，韩国迎来“三一独立运动”107周年之际，李在明在发表纪念“三一运动”的致辞中强调，“三一运动”精神不仅是独立精神，也是一种追求和平与共存的价值。
事件背景
一是朝鲜国内背景。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半岛的侵略以《日韩合并条约》告终，从此，朝鲜王朝灭亡。合并之后，日本设立总督府，实施武断政治，即残忍的宪兵、警察政治。日本对朝鲜的侵略以经济侵略为基础。日本通过土地调查、土地投资、土地占领等方式在殖民地进行掠夺，以扩大日本独占资本为主要目标。日本的土地调查工作，实质上就是为了解决日本贫乏的粮食供给，并在保护日本农业投资的同时，为掠夺朝鲜土地的合法化寻找借口。土地调查的结果，使朝鲜的大部分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沦为佃农。
不仅如此，日本对朝鲜工商业部门的近代化发展也采取了彻底的遏制政策。总督府于1911年发布法令以后，控制了所有公司的营业、停业、解散等一切权利，彻底扼杀了朝鲜民族资本的形成与发展，企图把朝鲜变成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粮食、原料供给地。日本帝国主义还摧残朝鲜民族文化，强制施行奴化教育，禁止朝鲜人学习和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不准讲授朝鲜的历史和地理。总之，日本帝国主义是用火和剑推行愚民政策。
朝鲜民族完全被剥夺了自力更生的必需条件，失去自身经济基础的朝鲜民族到了必须做出新抉择的关键时期。以这个时期为契机，朝鲜爆发了三一运动。
二是国际背景。1917年至1919年，受俄国十月革命与美国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所提倡的“民族自决主义”影响，世界各被压迫民族展开大规模的民族独立运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奠定了基础。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解决战后问题，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包括民族自决在内的“十四点和平方案”，对当时朝鲜的影响更大。
虽然威尔逊“民族自决”的主张，本意是争夺德奥等战败国的殖民地，并不适用于朝鲜，但是朝鲜独立运动人士期望借此机会掀起独立风潮，并提醒国际舆论，改变威尔逊主义，使之亦适用于战胜国所属的殖民地。这样的民族自决浪潮以及东欧国家的独立，给日本侵略下的朝鲜民族带来了很大的希望和勇气，由此，一直在秘密进行着的朝鲜民族独立运动也公开化。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19年2月8日，在东京的朝鲜留学生举起了独立运动的烽火，这次运动成为以两千万民众为主体的朝鲜国内独立运动的导火线，紧接着爆发了三一运动。
事件经过
酝酿
三一运动发生以前，朝鲜国内外的独立运动领导者们曾进行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在韩国，以天道教领袖孙秉熙为中心的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结成了包括天道教、基督教、佛教三方面三十三名代表人物的上层领导集团。他们从1919年1月下旬开始，就在暗中策划，起草《独立宣言书》。
在国际上，在日本东京的朝鲜留学生们也在准备发动一次独立运动。领导这个运动的是崔八镛等人。1919年2月8日，朝鲜留学生二百多人在东京神田小川町的朝鲜基督教青年会里举行秘密会议，议决发表《独立宣言书》。《独立宣言书》写成后，由宋继白代表东京留学生回国和朝鲜国内进行联系。他把宣言书的草稿藏在帽子里，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汉城，在学生界中间进行宣传，很快就获得了学生们的同情和支持。这样，朝鲜国内和国外的爱国学生们取得了联系，紧密地团结起来。孙秉熙等上层领导分子们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便和学生代表韩伟健进行联系，表示愿意双方合作。学生们当即表示同意参加统一行动。这样，便由天道教、基督教、佛教等宗教团体和学生团体结成联盟，积极准备，待机发动。
1919年1月22日，长期被幽禁在德寿宫的前“朝鲜太上皇”李熙突然遇害身死。这件事情，成为三一运动爆发的导火线。说到这里，需要把李熙遇害的原因和经过介绍一下。李熙在位时，由于不甘心充当日本的傀儡，曾屡次幻想依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来摆脱日本的控制。他的这种心情，可以从下面两件事情当中看出来。
第一件是1896年的俄使馆避难事件。由于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横暴地干涉朝鲜内政，再加上亲日派分子金弘集为虎作伥，引起李熙的不满，所以他想借助俄罗斯的力量来摆脱日本的羁绊。俄国公使韦贝尔认为有机可乘，便怂恿李熙在2月11日男扮女装，逃往俄国公使馆，住了一年多，到第二年2月20日才回宫。第二件是1907年的海牙密使事件。这一年的6月，荷兰海牙举行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当会议正在进行时，突然有朝鲜人李相高、李儁、李玮钟等三人自称奉本国皇帝密旨前来，向大会提出质问：为什么不邀请朝鲜参加，并且表示希望各国承认朝鲜的独立，废除日本的保护制度。
海牙密使事件发生后，李熙在同年7月被日本强迫退位，让位给他的儿子李坧，并且“册立”李垠为“皇太子”。李垠是李坧的弟弟，朝鲜亡国后，他的头衔也由“皇太子”变为“王世子”。日本想要把他培养成为一个亲日派，决定把日本皇室梨本宫亲王的女儿方子下嫁给他，表示“亲善”。于是，便由总督长谷川好道和朝奸尹德荣做媒，向李垠的父亲李熙提亲。不料，竟遭到李熙的拒绝，因为李垠在十二岁时，就已经和朝鲜女子订婚了。后来由于长谷川如是闲、尹德荣屡次催逼，李熙才不得已答应下这门亲事，并且决定在1919年1月28日正式举行婚礼。但是，就在婚期的前一周，即1月21日—22日的夜间，李熙突然死去。根据日本官方的公报，他是患脑充血病死的，但是，实际上则是朝奸尹德荣奉长谷川的密令，让宫内医士安商镐配好毒药砒素剂，再由女官偷偷地搁在红茶里毒死的。因为李熙对日本的态度，无论在退位前或退位后，都不够“友好”，所以把他害死，以免后患。
李熙的遇害事件，激起了朝鲜人民对日本的仇恨心理。因为李熙是独立时期的朝鲜国家元首，他的遇害，对朝鲜民族来说，实在是一大耻辱。试想，连“太上皇”都可被日本人毒死，老百姓的生命岂不是更加没有保障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害死李熙后，为了掩盖天下人的耳目，又假惺惺地决定为他举行“国葬”礼。但是，葬仪却规定必须遵守日本的古礼，也就是说，连死人的装裹和祭祀官的衣服都必须是日本式的。这项完全忽视朝鲜民族传统的无理决定，也刺伤了朝鲜人民的民族自尊心。
独立运动的领导者们于是巧妙地利用了李熙的遇害事件，加强人民不满的情绪，把它转化为反日运动；并且决定利用举行国葬典礼时群众集会的机会，进行广泛宣传，把国葬礼变成反日示威大会。因为，在“武断政治”时代，这种合法集会的机会是十分难得的。这样一来，太上皇李熙的遇害，就成为三一运动爆发的导火线了。
爆发
日本把李熙国葬的日期规定为3月3日。为了参加这个典礼，早几天，就有许多民众陆续从全国各地聚集到汉城来了。一时汉城街上，到处都是身穿白衣的人群。
独立运动的领导者们看见时机已经成熟，便决定了如下的计划：
（一）1919年3月1日在N首尔塔洞公园举行群众大会，在群众面前公开宣读《独立宣言书》。（二）同日，汉城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全体参加示威游行。（三）万一在运动开始后领导人不幸被捕，则另选新的领导人；并在3月5日组织发动第二次示威。
但是，在示威运动尚未正式发动的前夜，以孙秉熙为中心的上层领导分子们忽然临时改变计划，把公开宣读《独立宣言书》的场所，由最适宜于举行群众大会的塔洞公园，移到汉城仁寺洞名叫“大华馆”的一家小饭馆里。这就暴露了他们的动摇性和妥协性，说明他们不敢跟群众见面，不能做群众的领导者。
青年学生们的态度，和上述少数上层领导分子们相反，他们仍旧毫不动摇地决定按原定计划，在3月1日如期举行罢课，并且在塔洞公园举行群众大会。
1919年3月1日上午十点钟，在汉城钟路大街的塔洞公园里，聚集了数千名青年学生和成千上万来自四面八方的群众。在塔洞公园燃起的火炬，顷刻间照遍整个汉城，市内大街小巷都为身穿白衣、高呼“独立万岁”的人海所淹没。参加塔洞公园示威大会的群众，在《独立宣言书》读完后，就排山倒海般一齐拥往停放李熙灵柩的德寿宫前，高呼“独立万岁”等口号。一时人声鼎沸，真有惊天动地之势。祭灵完毕后，就分成东、西两大队，分头在汉城市的八个区内开始示威游行。他们一边散发《独立宣言书》等宣传品，一边高呼“日本兵和日本人滚出去”“成立朝鲜独立政府”“朝鲜是朝鲜人的朝鲜”“自由平等皇帝”等口号。学生们在市内各处热情地做街头讲演，争取更多的人参加示威运动。这一天，仅汉城市内参加游行的群众就达三十万人之多，一时交通为之断绝。起初，示威群众还只是集合起来整队游行，但是，在群情激昂的情况下，很快地就发展成为暴动。抑制不住怒火的群众开始殴打日本侵略分子，捣毁他们的住宅；有的甚至袭击警察署、宪兵队，和直接压迫他们的敌人展开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平日自夸具有“无上威力”的日本军、警、宪等统治机构顿时陷入瘫痪状态。有些胆小的警察、宪兵甚至吓得脱掉制服，换上便服躲起来。而平日仗势欺人的日本侵略分子，有的怕吃眼前亏，只得暂时隐瞒身份，换上朝鲜服装，冒充朝鲜人；有的甚至混在示威群众当中，一同高呼“独立万岁”。
根据日本帝国主义自己的供认，当时的情况如下：发生“骚乱”的3月1日，长谷川如是闲总督和山县政务总监、宇佐美内务部长、儿岛警务总监等人都显得非常惊慌，立即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取缔”方法。在会上，大家只是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想不出高明的对策来。就是一般警察、宪兵们，也都显得手足无措。他们平时对群众常常施行威吓，可是一旦遇到这样的大“骚乱”时，却都失掉了勇气。而平日自夸警宪万能的当局，也变得一点“权威”没有了。汉城各界爱国人民如火如荼的斗争情况，既如上述；下面再讲一下当天少数上层领导分子躲在小饭馆里开会的经过。
1919年3月1日上午，在《独立宣言书》上签名的上层领导者在大华馆里头开会，但是，吉善宙、刘如大、金秉岞、郑春洙等四人却临时拒绝参加。结果，三十三个签名者只有二十九人出席。他们只是在屋子里自己念、自己听地宣读了一下《独立宣言书》，喊了几声“独立万岁”的口号，就算了事。甚至在开会时，还把会议的时间、地点打电话告诉总督府；在会后，又把《独立宣言书》分别送给日本政府和议会、朝鲜总督府，并寄交巴黎和会和美国总统威尔逊。这是因为他们主观上认为用和平请愿方式，争取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援助后，日本政府就会答应他们“独立”。这种想法，真是幼稚得很。
扩大
当汉城示威的消息传出后，各地爱国人民纷纷起来响应，运动像燎原之火一样，迅速扩大起来。1919年3月2日，海州、清津的人民首先起来响应。接着，平壤、宣川、元山等西北的各大城市也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运动。从3月开始，到5月进入高潮阶段，全国二百一十八个郡、县当中，有二百一十一个郡、县的人民前仆后继地响应这个运动。参加示威游行的人数共达二百万人以上，大小集会共达一千五百四十多次，“独立万岁”的声音响遍了全国，斗争的烽火燃遍了三千里江山。
这次规模空前的全国性反日示威运动，是以工人、农民、学生为核心，联合各阶层的爱国群众进行的。在斗争过程中，除了极少数的卖国贼、亲日派以外，全国人民不论男女老幼，几乎全都行动起来。他们不仅采取了散发宣言、传单、檄文（檄文原是古代官府晓谕用的一种文书，这里指宣传鼓动的文件）等宣传品和开会、讲演、游行、示威等和平斗争方式，并且有些地区发展为暴动，群众手持棍棒、菜刀、镰刀、铁锹、铁锤等，到处袭击日本的警察署、宪兵队。
下面把当时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市民们英勇斗争的经过叙述一番：
在全国性的三一运动中，朝鲜的工人阶级尽管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没有自己政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仍旧和农民、学生团结在一起，成为运动的核心，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斗争。
在1919年3月1日塔洞公园举行群众示威大会、发表《独立宣言书》的同时，汉城电气公司的电车售票员和司机们都举行了罢工。与此同时，汉城东亚烟草公司及其他各个工厂、公司的部分工人们也举行了罢工。此外，釜山瓦斯电气公司的罢工，平安南道大同郡铺设三宅山煤矿轻便铁道的工人罢工，以及平壤矿业所工人罢工等事件，也都是响应首都工人罢工，在3月中旬相继展开的。
到1919年3、4月间，釜山广域市的电车工人也举行了全体罢工。
1919年5月，釜山附近草梁项的满铁分工厂也罢工了。
此外，还有仁川码头工人、龙山贸易公司职员工友、安州木谷炼铁厂工人、云山东洋矿业电气工厂工人、平壤市奥田印刷所工人、群山码头工人及元山制粉厂工人们酝酿或发动的罢工事件，也都是在三一运动开始后接二连三发生的。参加罢工的朝鲜工人们都对日本资本家进行了经济和政治的斗争。
总计在1919年一年内，发生的工人罢工次数共达电声一百〇四次，参加人数共达一万一千三百二十九人。
朝鲜工人们不仅积极响应示威运动而进行了一百多次罢工，甚至像忠清南道天安、稷山县的金矿工人们，还曾在3月27日夜间集合了一百多人袭击日本宪兵分驻所，展开搏斗，当场有五人光荣牺牲。
朝鲜的农民们，也英勇地参加了斗争。北至图们江，南迄济州岛，从1919年3月下旬起形成了全国性的暴动，到处袭击日本宪兵队、警察署、郡厅、面（朝鲜旧行政区划，分为道、郡、面、里〔洞〕，现在面已被撤销）事务所。例如袭击遂安宪兵队的农民们曾冒着生命危险，给了敌人以重大的打击。又如咸镜南道利原郡的农民们，也曾袭击郡厅，打死日本人所派的郡守，选举了新郡守。
汉城的学生们，自从1919年3月1日举行第一次总罢课，并且全体参加了游行示威以后，接着又按照原定计划，在3月5日举行了第二次大示威。这一天，几万名学生集合在南大门车站前的广场上，手持独立旗、太极旗（独立时期的国旗），甚至有的拿着象征无产阶级革命的红旗进行了游行示威。他们一边游行，一边沿途散发《同胞们站起来》《警告二千万同胞》等檄文和《独立新闻》等报纸，向群众积极宣传，鼓动他们继续坚持斗争。
在汉城以外的其他各地，学生们也纷纷响应首都学生，举行了罢课和游行示威；有些地方甚至发生了暴动。例如大田、大丘、光州市、平壤、定州市、咸兴市、海州、元山等地的学生们就曾和市民群众联合在一起，对日本宪兵队、警察署进行袭击，并且有许多青年学生在日寇刺刀、枪弹下光荣牺牲。
在工人、农民、学生们进行斗争的同时，汉城和全国各大城市的市民们也都积极地参加了斗争。例如汉阳、平壤、大丘、开城、元山、仁川等地的市民群众就都曾参加了示威游行。汉城市民更曾和罢工工人联合在一起，袭击日寇经营的电车，使敌人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在朝鲜国内各界人民普遍展开斗争的同时，旅居国外的朝鲜爱国人民也为争取祖国独立而积极地进行了斗争。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北京、上海市，苏联沿海州，日本东京，旧金山等地的朝鲜侨民，都响应朝鲜国内的号召，给予声援。其中尤其以居住在中国东北和苏联沿海州的朝鲜侨民最为活跃，他们不仅进行了和平方式的斗争，并且进行了武装斗争，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武装——义兵、独立军等，对祖国边境地区的日本军队进行袭击。
在武装组织中，值得大书特书的是由洪范图、徐一等人领导的义兵。洪范图是猎人出身，早在1908年1、2月间，他和车道善等人所领导的义兵队伍就在朝鲜北部咸镜道境内的三水、甲山一带活动，经常和日本军队直接作战，并曾在北青的厚峙岭把前来“讨伐”的日军宫部中队完全歼灭，因此博得了“常胜部队”的光荣称号。
朝鲜亡国后，他们继续进行斗争。从1910年到1915年7月，在北部咸镜、平安、江原等道境内，和日本军警到处展开激战。1918年年底到1919年年初，洪范图、徐一等又在邻近朝鲜的中国东北龙井、珲春、局子街、怀仁一带，组织了一支武装部队，并且建立了根据地。在1919年三一运动的前夜，旅居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侨民早已组织有不少独立运动团体，例如统义府、新民府等。不久，又由洪范图、徐一等义兵领袖在吉林市境内成立了督军府和军政署，并且把义兵的活动范围一度扩展到朝鲜国内西北的咸镜、平安等道边境，多次打败日本军队。最有名的战斗是凤梧谷战役和青山里战役。在凤梧谷战役中，曾经和日本正规军交战，歼灭了敌人一个支队。但是，上述在国外活动的武装组织，由于未能和全国性的独立示威运动很好地配合起来，而只是单独作战，所以最后终于失败。不仅旅居国外的朝鲜侨民们积极地响应三一运动，展开各种形式的活动，就是世界各国有正义感的人民也纷纷表示声援。例如当时中国各界代表人士，为了声援这次朝鲜人民的爱国运动，就曾发表过联合通电，电文中着重地指出：朝鲜独立问题，不是单纯的排日问题，而是朝鲜民族的生存问题；不是朝鲜的局部问题，而是关系到东亚甚至全世界的问题。
这次三一运动，从1919年3月到5月的三个月内，一直在继续进行着；接着在同年8月29日的亡国纪念日，又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掀起了一次新高潮。
失败
该运动于1919年6月以失败告终。
根据当时日本官方发表的统计数字，这次运动的规模如下：参加者：2,023,098人死亡者：7,909人受伤者：15,961人被捕者：52,770人被烧毁的房屋：760余间。以上是日本官方大大压低了的统计数字，当然很不可靠。但是，通过这些数字，也可以反映出当时运动的规模。日寇对没有新式武器的朝鲜爱国人民采取了屠杀手段。
当三一运动发生后，总督长谷川如是闲在惊慌之余，一面颁布在全朝鲜境内实行戒严的命令，一面动员全体军队、警察、宪兵实行屠杀镇压。日寇制造的屠杀事件多如牛毛，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水原堤岩里屠杀事件和汉城十字架屠杀事件。水原堤岩里屠杀事件的经过如下：
1919年3月15日，在水原堤岩里曾有一名日本兵被当地群众打死。于是，日寇施行报复，先对群众进行欺骗，说是要开会“训示”，把群众集合在当地的基督教礼拜堂里，然后把门关闭起来，浇上煤油纵火，想要把群众都烧死。群众为了逃命，急忙纷纷往外冲出。这时，日本的强盗兵便对着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三十多人；后来，又继续进行了三天的搜杀，屠杀了数十名无辜的群众，纵火焚毁了四百多处民房。此外，在狩川的花树里、孟山、大丘、密阳、陕川、南原、晋州、木浦、堤川、长湍、青阳、天安、平壤、义州、江界、咸安、郭山、朔州市、平山、昌城、庆州、咸兴等地，也都曾进行过类似水原堤岩里那样的屠杀。
汉城十字架屠杀事件的经过如下：
1919年3月初，日寇在汉城先造好许多十字架，然后把参加示威的群众抓来钉在上头，让日本兵用日本刀、大砍刀等旧式武器砍死。这些毫无人性的野兽们在“执行任务”时还展开“竞赛”，看谁砍得多、砍得快，真是残忍到了极点。这种野蛮的屠杀手段，曾在朝鲜各地普遍实行过。在各地的监狱里和宪兵队、警察署的拘留所里，押满了朝鲜的爱国群众。日寇对被拘押的朝鲜人民，时常加以非刑拷打，以致有许多人被折磨而死。屠杀朝鲜爱国人民的勾当，主要是由警察、宪兵干的。由于宪兵人数过少，不敷分配，日寇还发动一般日本侨民临时充当宪兵补助员，参加屠杀、镇压工作。同时，驻屯在朝鲜全国各地的陆军正规部队也一齐总动员，计划实行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悲愤的情绪，一时笼罩了整个朝鲜。这样大规模屠杀的结果，根据日方公开发表的、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当场杀死者即有七千九百零九人，受伤者则达一万五千九百六十一人。
在屠杀朝鲜爱国人民的同时，日寇又采取了对卖国贼、反动地主、亲日资本家加以拉拢、收买的政策，企图借此来分化、瓦解爱国运动。例如当时被日寇收买，担任了全罗北道参与官的朝奸朴荣哲，就曾无耻地歌颂日本帝国主义，公开宣传亲日思想，要朝鲜人无条件地当“天皇氏皇帝”的顺民。此外，日寇又利用宗教来麻醉朝鲜人民。例如当时为日本所利用的美籍牧师斯密士，就曾替日方宣传，发表“朝鲜不可能独立”的谬论。这样，在日寇一面屠杀、镇压，一面拉拢、收买的政策下，三一运动不幸宣告失败。运动失败后，朝鲜独立运动中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上层领导分子便暴露出了种种丑态：有的吓得躲避起来；有的逃往国外；有的甚至变节自首，堕落为民族叛徒。
如前所述，这些上层领导分子们从运动一开始，就暴露出他们的动摇性和妥协性。例如在大华馆举行会议时，不仅把开会的时间、地点告诉了敌人，甚至还打电话通知“总督府”。这些上层领导分子们的动摇性和妥协性，还可以从《独立宣言书》的内容中反映出来。独立只能争取，不能乞求，这本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但是他们却想要通过和平请愿的方式向日本政府乞求“独立”；并且幻想获得巴黎和会和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支持。所以，在“宣言书”中充满了“我们不想责备日本的不义”“我们不念旧恶”“我们决不放纵‘排他’的感情”“一切行动决不越出常轨”以及“尊重正常秩序”等毫无战斗力量的词句。上层领导分子中间，有些人本来是封建官僚地主出身。他们之所以参加独立运动，只是为了想要重新掌握政权，过过做大臣的瘾。例如旧官僚出身、自封为大同团总裁的金嘉镇，在他坐着硬席车逃往上海途中，就曾写过这样的诗句：“谁知三等车中客，破笠粗衣旧大臣。”这可以说明他一脑子都是升官发财思想。
这样，在三一运动失败后，朝鲜独立运动就发生了内部分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上层领导分子们大部分做了叛徒或当了逃兵；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各阶层爱国人民则继续坚持斗争。一部分留在朝鲜境内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在堕落为民族叛徒后，曾经为了替日本帝国主义辩护而发表过各种千奇百怪的谬论。李光洙为首的一派，提倡所谓“民族改造论”，企图从“理论”上证明朝鲜民族是天生来的具有“劣根性”的民族，需要“改造”。崔麟为首的一派，组织所谓“研究会”，为了使朝鲜永远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而发起“自治运动”。崔南善为首的一派创办反动的《东明杂志》，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宣传反苏反共。安在鸿为首的一派，发起所谓“奖励生产运动”，企图用改善经济生活来代替争取政治独立。金性洙为首的一派提倡“劳资协调”“奖励实业”，企图借此麻痹工人阶级的斗争意识。曹晚植为首的一派，则公开宣传“不抵抗主义”，企图削弱朝鲜人民的反日思想。
一部分逃往国外的资产阶级分子则躲在当时上海的租界里，组织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推举李承晚为“临时大总统”。李承晚后来又由上海市辗转逃往美国，在美帝国主义的庇护下进行活动，公开主张应该把朝鲜置于美国的“委任统治”之下。别看这个“临时政府”只是一个虚有其名的组织，只是一个假招牌，只是一个空架子，可是它的内部还闹派系斗争呢。有时为了争一个“部长”的空头衔，常常争吵不休，甚至互相倾轧。像这样的“政府”，自然丝毫不能代表朝鲜民族的利益，也自然不会得到朝鲜人民的支持。一方面，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随着朝鲜工人队伍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民族解放运动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20年，朝鲜曾发生过八十一次罢工事件，参加罢工的人数有四千五百多人。1921年8月，以釜山码头工人为中心，掀起了朝鲜的第一次大规模罢工运动，参加罢工的人数约有五千名之多。
在斗争过程中，工人们逐渐认识到团结和组织的必要性。所以，在1920年4月，在汉城便出现了劳动共济会的组织。随着工人运动形势的高涨，农民们也展开了积极的抗租斗争。特别是在贫农人数较多的朝鲜南部，这种情况更为显著。1923年，抗租事件发生了一百七十六起，参加的农民人数达九千零六十人。农民们并且组织了佃农组合和佃农共助会等团体。
从1920年起，在朝鲜的工业中心地区，开始由先进工人和知识分子组成秘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在工人、农民中间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和鼓舞下，工人和农民的群众性斗争运动有了迅速的发展。根据日方大大缩小后发表的统计数字，仅在1924年一年内，工人罢工事件也有四十五起，参加人数约有七千名之多。同年，农民的抗租斗争事件有一百六十四起，参加人数有七千名。随着工人、农民觉悟的提高，在1924年组成了工农总同盟；接着又组成了青年总联盟。这样，由于朝鲜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朝鲜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在这种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上，朝鲜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朝鲜共产党便在1925年4月17日正式宣告成立了。
这次运动的失败，是由于：
（一）当时的朝鲜无产阶级还很年轻，力量还很薄弱，还没有自己的政党，致使运动得不到正确的领导。这可说是失败的根本原因。
（二）这次运动，是一次没有统一领导的自发性运动。在运动过程中，群众的行动既不一致，也没有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除了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西北部相邻的地区内活动的洪范图等人所领导的义兵以外，参加运动的几百万各界爱国群众只是以罢课、罢工、游行、示威为斗争的主要方式；就是发生暴动的地方，群众也只是自发地、零星地袭击敌人，而没有发展成为有组织的武装斗争。
（三）运动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爱国人民施行了极其野蛮的屠杀镇压手段。徒手搏斗的群众，遇到拥有最新式装备的日本正规军和警察、宪兵的武装镇压，敌强我弱，力量悬殊，这也是一个失败的主要原因。
历史评价
三·一运动虽以失败告终，但在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一）这次惊天动地的运动，表现了朝鲜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精神，震撼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的统治。日本直接体验到朝鲜民族的巨大反日力量，为了缓和矛盾，不得不作一些表面上的让步。日本放弃了“武断政治”，撤走军人出身的总督长谷川好道，改由文人出身的斋藤实担任朝鲜总督，挂出了所谓“文化政治”的新招牌；改革了“总督府”的一部分官制，废除了以前强制施行的“警宪合一”制度，停止了答刑；同时对朝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的限制也放松了一些。在经济上，日本被迫作出让步，取消了《会社令》。
（二）经过三·一运动的洗礼，朝鲜工人阶级开始成熟起来，以一支有组织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1920年4月，汉城出现了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劳动共济会”。接着，工人、农民和学生的群众组织在各地纷纷建立，“无产者同志会”“新思想研究会”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组织相继出现。1925年4月，朝鲜共产党宣告诞生。民族解放运动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三）这次运动给朝鲜民族解放斗争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它证明了资产阶级没有力量领导朝鲜人民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这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在运动一开始，就暴露出他们的妥协性和动摇性。例如，在大华馆单独举行会议，拒绝参加群众集会，不仅把开会的时间、地点告诉了敌人，甚至还打电话通知“总督府”。在运动达到高潮时，当工人、农民、学生与市民在街上与日本军警浴血奋战时，他们的各派政治代表则躲在国内秘密安全的地方或在国外草拟未来政府组成人员的名单，并为争夺政府要职勾心斗角。据朝鲜学术界公布的材料，在1919年4月份，朝鲜国内外至少有五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存在。它们是：1）3月21日在俄国俄罗斯远东地区由《大韩国民议会》宣布成立的、以孙秉熙为大统领的临时政府；2）朝鲜民国临时政府；3）新韩北洋政府；4）汉城政府；5）4月在上海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流亡政府。是年4月10日，聚集在上海的各地朝鲜独立运动的代表，在法租界金神父路召开临时议政院会议，选举李东辉为议长，决定恢复韩国独立，定国号为“大韩民国”，并选出国务院成员，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国务院主要成员是：国务总理李承晚、内务总长安昌浩、外务总长金奎植、财务总长崔在亨、交通总长申锡雨、军务总长李东辉、法务总长李始荣、国务院秘书长赵素昂。同年9月6日，临时议政院修改临时宪法，同时改组政府机构，决定临时大总统为临时政府首脑。改组后的临时政府以李承晚为临时大总统，李东辉为国务总理。
三·一运动中成立的临时政府虽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主张国家独立，并为此进行过一些斗争，但由于内部派系纷争、相互倾轧，加上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将恢复祖国独立的希望寄托于美帝国主义身上，因此，临时政府对朝鲜的民族解放事业，未能发挥重大影响。
事件影响
中朝两国山水相依，在世界近现代的历史遭际、民族命运十分相似，特别是都面临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当朝鲜三一运动如同火山一样爆发后，立即震撼了中国各界，对五四运动的酝酿、发生、进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一运动对五四运动的影响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中国各界密切关注三一运动的发展，怀着极大的同情和钦佩，高度赞扬了朝鲜人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迅速化成了推进五四运动的强大思想动力。其二，中国人民通过三一运动加速了认识帝国主义本质的思想觉醒进程。其三，中国人民通过三一运动进一步看透了北洋军阀为虎作伥的反动面目。其四，三一运动在反帝救亡的行动方式上极大地启迪了中国人民。
事件纪念
每年3月1日是韩国“三一节”。三一节是韩国为纪念“三一独立运动”而于1949年指定的法定节日。
2019年3月1日，韩国首尔民众举行“三一运动”100周年纪念活动。
2022年3月1日，文在寅在首尔市西大门区国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纪念馆，出席“三一运动”103周年纪念仪式并致辞。
2026年3月1日，韩国迎来“三一独立运动”107周年之际，李在明在发表纪念“三一运动”的致辞中强调，“三一运动”精神不仅是独立精神，也是一种追求和平与共存的价值。
事件争议
1919年朝鲜 “三一” 运动时期，一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以 “民族代表” 的身份，活跃地开展着反日独立活动。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些所谓 “民族代表”，实际上也就是对近现代朝鲜民族主义独立运动者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如何评价的问题，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这种学术论争主要表现为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种观点是过分夸大了这些 “民族代表” 的作用，认为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 “三一” 运动；另一种观点则又完全无视 “民族代表” 的历史作用，甚至对其做出消极评价而加以全盘否定。
参考资料
又来?韩国“国师”:中国五四运动受韩国启发.又来?韩国“国师”:中国五四运动受韩国启发.2026-03-03
敌对还是和平共处?李在明谈对朝对日政策.人民网.2026-03-03
Event marking 106th anniversary of 1919 March 1 Independence Movement held in Seoul.Event marking 106th anniversary of 1919 March 1 Independence Movement held in Seoul.2026-03-03
encykorea.aks.encykorea.aks.2026-03-03
韩国纪念“三一运动”，日本拒绝韩活动人士入境，两国关系呈现复杂微妙态势.百家号.2026-03-03
韩国民众参与“三一运动”100周年纪念活动.新华网.2026-03-03
文在寅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人民网.2026-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