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贸易与扩张(汉代贸易与扩张)

《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结构研究》是余英时先生1967年出版的一部学术著作。该书虽然出版于距今40多年前，但是对于厘清当前许多历史学热点问题仍然颇有裨益——如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贡纳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作者在自序中阐述了本书的主旨是以贸易与扩张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中心主题，对汉代中国与胡族之间的经济关系进行系统的的描述。正如哈佛大学杨联陞教授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本书“无论就其在广度和深度而言，此书在任何语言中都是对这一主题的首次全面研究，为理解中国历史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本书主要以传世文献为基础，以中外考古材料相印证，并结合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多个角度考察了汉代中国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对外关系。直到今天这本书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这一时期贸易与扩张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汉代的贸易与扩张》，邬文玲等译，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与1967年出版的《汉代贸易与扩张》相比本书新加入了两篇余英时先生的论文和一篇书评，一篇为《汉代的饮食》，一篇为《匈奴》，书评为评唐瑞德《唐代财政制度》。

内容介绍

余英时以汉代的贸易和扩张为中心，全面考察了汉代中国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对外关系，在广泛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重新审视了汉朝所面临的经济和军事问题，最终展现了一幅综合的汉代画卷。尽管写于1960年代，但该书对厘清诸多近年来的历史学热点问题颇有裨益，如纳贡体系，余著依据当时政治、经济的现实背景对中国纳贡体系在汉代的建立与成长做了极其精彩的阐述。就纳贡体系从建立到崩溃的漫长历史而言，余著可当之无愧地构成了正确评价纳贡体系的必要基础。正如杨联陞所言无论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此书在任何语言中都是对这一主题的首次全面研究，为理解中国历史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本书共分为八章：

第一章导论：问题及缘起；

作者主要介绍了贸易和扩张的基本概念，并指出虽然它们的概念截然不同，但汉代中国的贸易与扩张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甚至在事实上，其作用都是双向的：有时贸易为扩张铺平了道路，有时是扩张为贸易开辟了机会。因此本书的注意力更多地方在了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上。纵观历史，这一段时期的贸易和扩张最初是对于边境上的匈奴的威胁做出的反应，在这一过程中众多胡族被纳入到帝国的范围之内，中国也扩张到了西域并与更远的国家建立了联系。但是总的来说朝廷所关注的中心是如何成功地对付中国边境的各个胡族群体，以防止他们扰乱帝国秩序。经济政策是汉政府所经常采取的措施，因此本书将重点放在了中国和边境胡族的经济关系上来。而归顺胡族的安置和中国与非汉族之间的境内外贸易为本研究的不同方面也均有涉及。作者希望揭示出汉代中国与胡族之间经济关系的总体结构，以图来呈现出汉代贸易与扩张的基本事实的均衡图景。

第二章政策背景和贸易基础；

本章作者主要考察了汉朝廷的对外政策、经济政策和商业政策、农业和工业资源、运输系统。这四方面都是进行贸易活动所不可缺少的。在对外政策上，西汉主要是针对北部和西北部边境地区的匈奴，因此作者回顾了汉朝对匈奴政策由最初采取妥协的“和亲政策”到刘彻时期采取武力进攻，进而将匈奴等逐渐纳入“贡纳体系”的转变。并且一直持续到西汉末年总体上都是执行着一种扩张政策；与此同时为了切断匈奴与受其控制的西域的联系，汉朝也开始派遣使者向西与寻求同盟，而这又开启了汉朝向西部的扩张；而东汉时期由于面临着于西汉时期截然不同的胡族问题，当时统一的匈奴部落联盟已经永久性的瓦解为两部分——北匈奴和南匈奴。南匈奴也被纳入到汉朝的朝贡体系，东汉朝廷面临的现实是边境内外许多小的、分散的胡族群体，而不是一个联合的、强有力的富有侵略性的草原帝国的不断威胁，因此东汉时期采取了相对保守的以夷制夷（或被称为以夷伐夷）的方针以适应新的胡族形势。

在对外政策变化的影响下，西汉武帝时期采取了新的经济政策，特别是确立了对于盐、铁、酒等的专卖制度。但是总体的经济条件是有助于商业的发展的。东汉时期总体上没有出现明显的抑商政策，甚至朝廷也没有建立像西汉时那样严格的专卖制度这一切都有利于商业的发展，也为汉代的贸易与扩张奠定了重要的政策基础。

西汉统一中国之后进一步的促进了铁器使用、牛耕推广、水利灌溉设施的建设等方面取得的进步，由此生产出来了大量的农副产品。工业资源方面手工业产品中知名的丝绸产品、漆器、铁器制造、铜镜和铜钱的生产等方面得出了在汉代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释放，总的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产量能够满足中外消费者的大量需求。

秦汉时代由于广泛开展了修路计划和道路的建设与维护，促进了中国的交通运输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水上交通航线和运河也同时取得了进步。与道路建设相适应的交通工具，不管是陆路的马车、牛车，还是水路的船和筏都为远距离运输提供了便利的工具。交通沿线的“逆旅”、“客舍”、“馆舍”之类的商业组织的出现也极大地方便了来往的行商，总之这一切为商业进步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第三章贡纳体系下的汉胡经济关系概况；

本章主要介绍了汉朝怎样将匈奴和其他胡族人——羌、乌桓和鲜卑纳入到贡纳体系之中以及从与匈奴的和亲关系转变为贡纳体系之后，汉胡交往的主要的形式：“贡品”与“帝国的礼物”的贸易。和亲政策实施中的汉——匈关系的不平等和匈奴持续增加的经济索求以及和亲政策并不能保证汉朝边境的持久安定，这导致了汉廷不得不在刘彻时期采取武力反击，最终在汉宣帝时期南匈奴归顺汉朝，汉廷成功的将匈奴纳入贡纳体系之中。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匈奴单于频繁的入朝觐见，而汉廷也慷慨的给予赏赐。

羌、乌桓和鲜卑是被夹在匈奴和汉代中国两股东亚势力之间的三个胡族。匈奴强大时他们不是的遭受匈奴的经济剥削。自汉武帝反击匈奴之后，他们逐渐的纳入到中国的贡纳体系之中。

贡纳体系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中华帝国拥有优越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另一方面是：胡族力量的削弱。而这两方面的因素常常是帝国政府所无法掌握的，且处于时刻的变化之中，因此贡纳体系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

本章结尾作者粗略估计了帝国维持贡纳体系的总支出在帝国财政总收入中的比例。不包括维持贡纳体系所需的军事和行政管理的开支，汉帝国维持贡纳体系的费用大约占到帝国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七。由此可见为了维持贡纳体系，汉帝国也为此负担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四章归降的胡族人及其待遇；

为了便于对胡族人进行管理，汉政府将胡族人进行内外之分并根据蛮夷人的汉化程度和柔顺程度在其地建立了“属国”、“道”、“部”等相应的行政管理机构，以实现最终将这些胡族人纳为帝国郡县体系之下的臣民的目标。对于归降蛮夷人的经济待遇随着时间有不同的变化。大体上“外蛮夷”要比内蛮夷得到更加友善和慷慨的待遇。纵向上由于西汉蛮夷人的经济条件比较落后因此受到的待遇相对于东汉时期更为优越。而到了东汉末到三国时期随着蛮族人经济上的进步，他们逐渐被纳入到税收的征收范围和劳役的承担者范围之内。当然也有例外，鲜卑在有汉一代始终处于外蛮夷状态，所以仍处于游牧状态。

第五章边境贸易；

汉朝商人和驻防军队都与胡族开展广泛的经济交往——贸易和扩张。一方面，正是商人通过贸易的方式推进了汉帝国的扩张，另一方面，正是士兵们通过扩张拓展了贸易的范围。当然除了正常贸易之外汉代中国与胡族之间也存在走私贸易。作者通过考古发现中的大量汉代所禁止的出口物（能够直接加强蛮夷军事力量的武器和弓弩；能够增加蛮夷经济来源的生产工具）来证明汉代边境走私贸易的兴盛。

第六章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在贡纳体系下的西域这一部分作者分析了汉政府怎样将西域逐步纳入到贡纳体系、设置的机构、以及对于西域的赏赐、与西域的贸易、西域相应承担的责任。与西方各国之间的非通贡贸易中陆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以及安息、古印度、古罗马等国的商人起了重要作用。通过间接地转运方式中西方进行了广泛的经济交往。

第七章海上贸易；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南部沿海贸易中心、东部海洋上的贸易路线，汉代中国不仅在陆路上与外部世界进行着广泛的经济交往，而且在海洋上同样有着重要的贸易通道。

第八章结语：历史视野中的贸易与扩张

贡纳体系下的政治利益体现在胡族对于汉朝皇帝统治的承认以及汉帝国维持帝国稳定。在经济利益方面，上至皇帝下到平民都对其产生了兴趣，能从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贸易与扩张的发展对汉代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最明显的后果就是汉族的“胡化”，胡人的“汉化”，以及人们对于商业的普遍追求即“商业化”。这一切即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者介绍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市。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律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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