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宝》是清代乾隆、爱新觉罗·颙琰年间先后由三十一位大臣奉敕编的皇家书画著录。著录分为初编、续编、三编。初编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年），续编成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三编成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共编四十四卷。在历次《石渠宝笈》的编纂中，许多在书画鉴定和创作上卓有建树的大臣、学者都参与其中，如张照、梁诗正、励宗万、董邦达等人，使得《石渠宝笈》汇集了饱学之士的研究、鉴定、编辑和著录。
《石渠宝笈》著录清内府所藏自古至清代的列朝帝王和名家的书画作品，按所贮殿堂分卷。各处之书首冠四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朝）宸翰，其余作品按年代先后排列，以册、卷、轴为，以作品质量高下分为上等、次等二类。次等书画的收录范围仅为大家作品。其中上等作品著录较详；次等作品仅记本人题识，不录印章，他人题跋只云某题一、某跋一。凡御笔题跋，无论上等次等皆录全文，置于各项著录之后。对此书是对清皇室宏富的书画收藏的整理成果，是书画鉴赏、研究的必读之作。
《石渠宝笈》所录作品大多流传至今，分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另有《四库全书》本，1918年涵芬阁石印本，台北故宫博物院1971年影印本，附索引。2014年，江西美术出版社和故宫出版社联合出版《故宫博物院藏清内府抄本合编石渠宝笈（精选配图版）（40卷）》，在《石渠宝笈》的基础上选配著录作品的精美彩图，首次将原版文字著录与作品图像相汇集。它的出版，填补了中国大型书画著录文献图录出版的空白。
编纂基础
清代皇帝重视文治以及满汉文化的深入融合，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为乾隆编撰这部大型书画著录书籍提供了文化和物质的基础：
一、康雍两朝为乾隆时期文化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对宫廷艺术而言，最高峰是雍正时期，乾隆在文化艺术上更多的是继承、守成。乾隆时期，汉化已经非常深了，皇族贵胄每个人都是从五岁左右开始接受满汉两种文化的教育。乾隆还是爱新觉罗·弘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收藏了，《石渠宝笈》中的作品就有不少是他年轻时收藏的。另外，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书画学习、创作，他个人的喜好，是编纂和整理宫廷收藏的直接诱因和精神基础。
二、早在顺治的时候，满清的皇帝和贵族就已经慢慢的汉化了，顺治帝不仅自己创作书画，也指导宫廷的创作。杨丹霞指出，顺治时期的很多亲王在战场上是骁勇善战的将军，回到自家的花园里，即咏唱诗歌、挥毫作画。如康熙帝的哥哥爱新觉罗·福全福全，他的府邸就是今天长安街上的国家商务部，他和当时的许多汉族大文人交往深厚，同时自己也是书画家。自顺治直到乾隆，历朝清帝对书画艺术的兴趣和身体力行，形成了康雍乾三朝书画逐渐从私家收藏转到内府收藏的局面，通过官员奉献、出资购买、抄家罚没以及承接明代宫廷留下来的东西，使乾隆时期的宫廷书画收藏达到了鼎盛，为《石渠宝笈》的编纂奠定了充分的物质基础。
三、在历次《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的编纂中，许多在书画的鉴定和创作上卓有建树的大臣、学者参与其中，如董邦达、董诰父子，他们的书画作品很多被《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著录了，这二人是乾、嘉两朝文臣山水画的代表画家，具有极高的社会声誉，而参与《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编纂的黄钺，则是著名的鉴定家和书画家，所以说，乾隆时期，除了文物的庋藏丰富，人才济济的宫廷文化队伍，也是《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编纂成功的保障。
编纂内容
中国书画著录书，共有三编，由爱新觉罗·弘历命令大臣编纂，初编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年），共四十四卷；二编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共四十册；三编成书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共二十八函。书中收录的均为清代宫廷所藏之书画作品。《石渠宝笈》经过初编、续编和三编，收录藏品计有数万件之多。前后共耗时74年，朝廷命人缮写成“朱丝栏抄本”，深藏于宫中。参与初编的编修者有张照、梁诗正、励宗万、张若霭、庄有恭、裘曰修、陈邦彦、观保、董邦达等。续编工作与《秘殿珠林》的续编同时进行，编纂工作始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正月，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共40册，编修者有王杰、董诰、彭元瑞、金士松、沈初、玉宝瑚、图礼、吴省兰、阮元、那彦成等十人。三编与《秘殿珠林》的三编同时进行，编纂工作始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二月，成书于爱新觉罗·颙琰二十一年（1816年），共28函，参与编修者为英和、吴其彦、黄钺、姚文田、张鳞、顾皋、朱方增、吴信中、龙汝言、沈维𫓱、胡敬等十一人。
作品特点
1、殿座印一般《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的书画都有“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和殿座章，如果是被鉴定为“上等”的，则加钤“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印。《石渠宝笈重编》著录的应钤除以上诸印外，有“石渠定鉴”和“宝笈重编”，后经爱新觉罗·颙琰庋藏的会有“嘉庆御览”等玺；爱新觉罗·弘历又命人在这些作品又加盖了“太上皇帝”、“古稀天子之宝”和“八徵念之宝”朱方大印。《石渠宝笈三编》的则加钤“爱新觉罗·颙琰御览之宝”、“宝笈三编”印。而《石渠宝笈》著录作为内府书画总帐，是按书画所存放的地点登记的，如重华宫、养心殿、静寄山庄、御书房、乾清宫、学诗堂等，存放在各处的书画画心必定有以其所放宫殿名称专刻的“殿座章”如冯承素摹《兰亭》中左侧最末一印“重华宫鉴藏宝”。这种编写体例，是早在乾隆八年编纂《秘殿珠林初编》之前就由爱新觉罗·弘历亲自指定的，谕旨曰：内府所藏书画“何者贮乾清宫，何者贮万寿殿、大高殿等处，分别部居，无相夺伦，俾后人披籍而知其所在。”而且，以后的《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各编也都依此体例，并无更易，有关殿座章也有例外的现象，如乾隆帝书《塔山西面记卷》，由于与另外四卷作为一套藏品即“爱新觉罗·弘历书白塔山记五卷”著录于《石渠宝笈重编·永安寺》，或许殿座章钤在某一卷上，所以，此幅上就没有“永安寺”的殿座。但类似的情况十分罕见。
2、清内府鉴藏印的钤盖严格的格式内府印章的钤盖不是随意来的，它们的位置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固定的。比如挂轴，“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或“太上皇帝”一类的大印一般在画幅正上方或稍偏，“乾隆鉴赏”圆印在左上角，“三希堂精鉴玺”与“宜子孙”是一对，钤在画幅的左中侧或右中侧，“石渠宝笈”长印和殿座章也是盖在画幅上的某一侧。如果画面上部较窄或有画意、空白少，正中位置的印章则是有往上移，成为上隔水与画心的骑缝印的，但极少见到在挂轴上把数枚内府藏印盖在立轴的画心两侧当骑缝印用的，即使画心两侧都有画意，也会直接盖在画意上边。在手卷或册页中，“太上皇帝”、“避暑山庄”、“圆明园”一类的大印都是盖在引首和后隔水或前后附页上，“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及殿座盖在画心上，有时“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印会在册页上当作中缝上的骑缝印用。另外，带乾隆御题的手卷还会有他的闲章作骑缝印，花样纷繁，令人目不暇接。一般来讲，宫廷收藏的古代书画作品和御笔书画作品上的皇帝印玺并不是乾隆或爱新觉罗·颙琰自己钤盖的，而是负责此项任务的词臣根据皇帝或自己与皇帝的鉴定、探讨的结论，奉命在书画上钤盖的，有时还要负责对御笔书画做“润色”的工作。根据内府印的钤盖方式鉴定宫廷书画是这类文物鉴定的重要手段。
3、清内府标准的装裱清内府尤其是乾隆时期，宫廷庋藏的画院作品、帝王书画以及内府收藏的前代书画，都按皇帝的亲笔指示，有极为标准的装裱要求和形式：挂轴多根据画的内容和色调选用浅米色或淡青色花绫作裱边，花纹有折枝花、云鹤、团龙等。包首用绢，签用仿古纸如金粟山森林公园藏经纸、侧理纸等，轴头有玉、象牙或紫檀等硬木。乾隆御笔的书画以玉轴头为多。画轴外包装有织锦面，单色绸里画套，套签为白绫墨笔书作品名称。手卷亦以绫为裱，画心上下为窄细的绫或纸撞边，压摩光滑平整。引首用内务府定造宫廷用纸，有藏经纸、手工描金花笺或云龙笺、手工墨笔描卷草纹或龙珠笺等，常有乾隆御笔题字，乾隆御制墨墨色浓重黑亮，神采焕发。包首花样百出，用各种折枝花锦、织金县锦及丝，其中以缂丝为包首的手卷，其图名都是用藏蓝色丝线以缂丝手法织出，精美绝伦。手卷的带有八宝图案、云龙图案等，色彩有豆绿、红等。玉别有白玉、碧玉，正面刻云龙、龙纹，内侧阴刻图名并添金。堵头以玉制居多，还可见珐琅、镂空铜镀金等材质。题签多用藏经纸窄条，楷书或行书图名，有的还书写上装裱时间。卷用蓝色海水云龙纹绸袱包装，内衬白绸里，上正中用墨线界出方框，框内墨笔书作者、图名。一些手卷另配有木匣，材质有檀香紫檀、楠木、雕漆、金漆嵌螺钿等。册页多用淡米色绫边，前后附页有各种仿古纸、撒金笺、色笺或撒金绢、色绢，夹板有紫檀、红木、松属或软木包各种彩色织锦，图案大方典雅，许多都是内务府特制的仿古锦。夹板还有少量的铜胎漆布面夹板，图案有类似琉球王国的菊石亚纲等样式。
收录
《石渠宝笈》中所收录的书画精品，都曾为宫廷所珍藏。清末及民国初年，溥仪以赏赐等名义，使部分书画名作散失；出宫时还将大批藏品迁离紫禁城，至伪满洲国结束期间，部分藏品失散于民间甚至海外。因此，《石渠宝笈》成为了目前挽救这批失落国宝的最重要的线索。同时，若能验明正身为《石渠宝笈》著录中的画作，往往也会身价倍增，成为拍卖会中的焦点。例如2005年秋季拍卖会，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公司推出的五件《石渠宝笈》著录过的书画，全部成交，而且每件成交价都超过500万元。《石渠宝笈》所录唐寅《松崖别业图》于3日晚进行的北京保利八周年春拍“中国古代书画夜场”。画作2400万元人民币起拍，经过场内外40次竞价，被场内买家以落槌价6200万元拍得，加佣金后成交价达7130万元，刷新唐寅作品的世界纪录。
作品影响
应当客观理智地看待《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石渠宝笈》中，既有在中国书画发展历史上璀璨炫目的明珠瑰宝，也有历代大量的伪作和仿作，书中著录的某家作品并不一定就是这家的真迹，故宫博物院的书画库房里，就专门有存放虽然经过《石渠宝笈》著录，但并非真迹的资料库。因此，对《石渠宝笈》著录书画，要一分为二地看，既要重视它的史料价值和珍贵意义，也要正视它的缺陷和不足。《石渠宝笈》的著录只能保证几点：一、所录作品确在清宫收藏过。二、《石渠宝笈》著录的赝品，不会晚于乾隆或爱新觉罗·颙琰。另外，《石渠宝笈》有自己的缺陷，它没有图片，只是文字，这是古人没有办法解决的。
此外，《石渠宝笈》只是相对客观地反映了宫廷收藏的情况，但在鉴别上仍有很多不严谨之处。这是由几方面造成的，一方面当时没有博物馆，无论是皇帝，还是他身边的近臣，其对书画的了解和学习条件比较差。而当时都是私家或皇室秘藏，外人没有特殊的关系很难看到。编纂者或者鉴定者由于自己见识的高低，判断力就会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是由当时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所造成的。皇帝一言既出，别人是无法不遵从的。比如说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伪品先进入了宫廷，乾隆一看甚是喜欢，拼命题诗，赞扬得无以复加，结果真迹来了，他也明白真迹比假的好，但是自己的身份在这儿，不可能自己承认我看错了，他就让手下的大臣去题诗说这个真迹怎么不好，这其实就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把戏。
相关资料
《石渠宝笈》是集清宫书画收藏之精华编撰而成的一部大型书画著录，收录我国上迄魏晋，下至清代近两千年书画名家最优秀的书画作品达一万两千余种，是中华民族历史和艺术史上珍贵的文化遗产。故宫博物院与江西美术出版社联手打造大型历代书画精品大典彩图版《石渠宝笈》，2014年与读者见面。
作为我国书画著录史上集大成者的巨著，《石渠宝笈》自清乾隆8年开始编撰，直到完成，耗时74年，汇集了清皇室收藏最鼎盛时期所有作品。全书修编定稿后，即指定专人以精整的小楷缮写成朱丝栏抄本两套，分函加以保存。据了解，彩图版《石渠宝笈》全套40卷，2014年内完成。
《石渠宝笈》初、续两编有过民国七年（1918年）上海涵芬楼影印本；续编有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开平谭氏区斋影印本。1969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初、续、三编合刊本；1988年，上海书店翻印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初、续、三编合刊本；2004年，北京出版社翻印上海书店翻印本。2010年紫禁城出版社和三希堂藏书合作出版，原大线装影印双色版本《故宫博物院藏石渠宝笈》，以清内府藏朱丝文武栏精抄本为底本，依照原书形制分装54函235册；藏蓝湖绫封面，绿色野生七彩织锦函套，完整再现皇家秘本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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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石渠宝笈特展-编纂篇.故宫博物院.2024-04-02
了解《石渠宝笈》，你应该知道这些.紫禁城.2024-04-02
【《石渠宝笈》】.故宫博物院.2024-04-02
故宫博物院藏清内府抄本合编石渠宝笈(精选配图版)(40卷).豆瓣读书.2024-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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