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福时（越南语：Nguyễn Phúc Thì，1829年－1883年），原名阮福洪任，字洪任，越南阮朝第四任君主，绍治帝的第二皇子，庙号阮翼宗，年号嗣德，因此通称“嗣德帝”。
阮福时早年受封为福绥公。在他的统治期间，越南面临严重的内外危机。法国于1858年（嗣德十一年）以阮朝迫害天主教为由，联合西班牙发动对越南的战争。至1862年（嗣德十五年），双方签订《壬戌和约》，越南被迫同意割让土地、赔偿款项以及开放港口允许传教。1874年（嗣德二十七年），因北圻局势变化，越南再次与法国签订《甲戌和约》，此后越南逐渐沦为法国的保护国。与此同时，越南北部地区匪患严重，加之中国境内的民变势力进入越南，朝廷难以平定，最终不得不请求清朝派兵进入越南协助剿匪。在阮朝统治集团内部，则接连发生了阮福洪保、阮福洪槢、段征等人的谋反事件，整个国家局势动荡不安。1882年（嗣德三十五年），法国出兵侵略北圻，嗣德帝向清朝寻求援助，此举引发了中法两国围绕越南问题的矛盾，法国因此决定全面吞并越南。在法军进攻顺化之前的1883年7月19日（嗣德三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嗣德帝去世，时年五十五岁。他死后被奉上庙号翼宗（最初定为成祖），谥号为继天亨运至诚达孝体健敦仁谦恭明略睿文英皇帝，安葬于谦陵。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阮福时出生于1829年9月22日。他的父亲是阮福绵宗（后登基为阮宪祖，即绍治帝），母亲是范氏姮（后尊为仪天章皇后，即慈裕太后）。他是阮福绵宗的次子，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兄长名叫阮福洪保。在其父绍治帝登基后，阮福时迁出皇宫，居住于私邸善庆堂。到了1843年，他被册封为福绥公，并娶了刑部尚书武春谨的女儿武氏缘为妻。
根据阮福时后来在所著自传性质碑文《谦宫记》中的记述，他出生后，母亲身体虚弱，需卧床休养数月，而保姆未能给予其妥善照料。尽管自三岁起由母亲亲自抚养，但其体质自此一直较为孱弱。1847年（绍治七年）六月，阮福时突发天花，生命一度处于危险状态，直至八月方逐渐康复。因其“气血弱，身体常瘦”，不具备生育能力，故终身未有子女。
阮福时自幼接受母亲范氏的严格管教。范氏为他择师授业，要求其言行举止皆须合乎礼仪规范，禁止嬉戏游乐。他每日清晨前往学习，中午返回，如出现遗忘或懈怠，便会受到范氏责罚；若未熟记所学内容，则必须反复诵读至熟练，否则即使眼前有戏曲演出也不允许观看。在范氏的严厉督导下，阮福时对四书五经及诗赋韵律均能熟练掌握。
与其兄弟相比，其中有的不喜读书，有的年纪尚幼，唯有阮福时表现突出，能在绍治帝面前流畅地吟诗作文，因此受到绍治帝的看重。然而，阮福时认为他所受教的师傅们学问有限，“仅能胜任启蒙教育而已”，甚至无法解答他的疑问，于是转而热衷于骑射。据称他射术精湛，“多次准确命中目标”，绍治帝对此颇为赏识，常命其随侍射箭，并允许他随意选用御用的弓箭。
继位受封
当时，阮朝效仿清朝不预立太子的制度。原则上，皇位应由长子安丰公阮福洪保继承。阮福洪保不仅年长，且身体健康，仪容端正，并于1845年（绍治五年）育有子嗣。而阮福时（原名洪任）则体质孱弱，无生育能力，性格内向，言语不多且易羞怯，除至亲外，与宗室或大臣接触时较少交谈，举止仪态类似命妇，因此在朝中缺乏人际根基。
然而，阮福时的优势在于其生母范氏健在且深受绍治帝宠爱，后晋封为贵妃，实际执掌后宫；而阮福洪保早年丧母。此外，阮福时博览群书，勤于学业，也获得绍治帝的赏识。据记载，1842年（绍治二年）绍治帝北巡河内接受清朝册封时，原计划命阮福时留守京城代理国政——这一安排通常被视为确立储君的暗示，但因太皇太后（顺天高皇后陈氏珰）反对而改由阮福洪保留守，阮福时随行北巡。1845年，阮福洪保得子，绍治帝欣喜表示：“五代同堂，皇室得此美福，自古罕见”，并命内阁破例拨付皇长孙俸禄。但绍治帝也曾赞赏清朝乾隆帝禅位于嘉庆帝是“传位以贤能不拘长幼，符合尧舜之道兼具禹启之传”，可见其对皇储人选的态度存在不确定性。
1847年（绍治七年）八月，绍治帝病重。九月十七日，他秘密召见重臣张登桂、武文解、阮知方、林维浃，宣布将传位于次子福绥公阮福洪任，并任命此四人为辅政大臣。十天后，绍治帝驾崩。张登桂等人宣读遗诏，阮福洪任依据圣祖明命帝制定的制度，选取“时”字作为即位后的新名（此后阮朝避讳“时”字，改用“辰”字代替）。同年十月三日，阮福时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正式即位为帝，并定次年改元为嗣德元年，史称嗣德帝。
嗣德帝即位后，需举行“邦交大礼”，即接受清朝册封为“越南国王”。此前阮朝的嘉隆、明命、绍治三位皇帝均前往越南故都河内接受册封。1848年（嗣德元年），山兴宣总督阮登楷与河宁总督尊室弼以维护国家体制、节省开支为由，上奏建议将“邦交大礼”的地点改至京师顺化。嗣德帝采纳此建议，向清廷请求在顺化举行册封仪式，并获得道光帝批准。1849年（嗣德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册封使广西按察使劳崇光主持下，嗣德帝跪受道光帝敕书，正式获册封为“越南国王”。他也是最后一位接受中国中央王朝册封的越南君主。
嗣德帝即位时指定的四位辅政大臣中，张登桂被称为“顾命良臣”，身兼多项要职，在朝廷中权力很大。他与阮知方关系不睦，于1850年（嗣德三年）将阮知方调往南圻担任经略大使。而另外两位辅政大臣武文解和林维浃是张登桂的同僚，因此朝政大权实际由张登桂掌握。1852年（嗣德五年）十二月，张登桂等三位辅政大臣提出交还执政权力，嗣德帝批准其请求，开始亲自处理政务。尽管如此，张登桂在朝中的影响力依然无人能及，直至1865年（嗣德十八年）去世。
嗣德帝以次子身份继承皇位，朝廷外部对此存在疑虑。在其登基大典举行时，部分官员不肯按班次排列朝拜新君。武臣何文章随即手按佩剑整肃班列，表示：“先帝在弥留之际已预定储君，我等奉诏拥立。有不遵诏令者，自有国法处置。”众官员这才列班行礼。对此最为不满的是嗣德帝的长兄阮福洪保。他于1851年（嗣德四年）企图叛逃海外，被抓获后遭软禁。1854年（嗣德七年）正月，洪保因再次图谋反叛之事泄露而自缢。洪保曾试图联络天主教徒和法国传教士，但传教士未愿介入。尽管如此，嗣德帝仍认定天主教徒是洪保的同党，从而加深了对天主教的排斥。自1851年（嗣德四年）起，嗣德帝颁布一系列禁止传教的法令，加强了对天主教的限制，并处决了多名法国传教士。这一系列事件为后来法国出兵越南提供了借口。
法国入侵
嗣德帝统治时期，越南的国家经济与民众生活状况已不如从前。在他即位初期，工部左参知张国用曾指出民间的财力不及往年的十分之五六。1852年（嗣德五年）三月，嗣德帝也对资金短缺与兵员不足的局面表示担忧，下令群臣商议对策。此外，频繁的自然灾害，特别是北圻地区连年堤坝溃决引发的洪灾，导致民众生活艰难，叛乱事件频繁发生。1850年（嗣德三年），鉴于连年饥荒导致民生困苦，嗣德帝下令释放了在乂安参与叛乱的130余名百姓。1854年（嗣德七年），镇守北圻的重臣阮登楷去世。同年，自称后黎朝皇室后裔的黎维秬在失意文人高伯适的辅佐下起兵，在山西、河内、北宁一带活动。这次叛乱虽被迅速平定，但北圻地区从此陷入了长期的动荡。在此国内局势动荡不安的背景下，法国以阮朝限制天主教传播为由，联合了同样有传教士在越南死亡的西班牙，对越南采取了军事行动。
1858年9月1日（嗣德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搭载着3000余名士兵的法西联合舰队抵达越南沱灢（今岘港）。在给越南守军的最后通牒期限过后，联军炮击沱灢，开启了战争。随后联军登陆，占领了安海、奠海等多处要塞，越军统帅黎廷理阵亡，顺化面临威胁。嗣德帝改派阮知方为广南军次总统，领兵抵抗。阮知方采取了防守为主的战略，修筑堡垒并设伏出击，多次取得胜利。因联军士兵不适应当地气候，疫病流行，法军统帅黎峨于1859年（嗣德十二年）初率主力南下南圻，并于同年2月18日攻占南圻重镇嘉定（今胡志明市），定边护督武维宁自杀。当时，英法联军正在中国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因此法军在占领嘉定后不久，便将主力调往中国战场，仅留约800人驻守嘉定附近的右平堡。南圻的一些天主教徒响应法军，为其守御、探报，法军由此在当地站稳脚跟。
1859年六月，法国提出议和以作缓兵之计。张登桂、潘清简等重臣也主张停战，嗣德帝于是同意和谈。但因法国提出的开放口岸和自由传教等条件未被阮朝接受，和谈于1860年春破裂。越军试图收复嘉定但未成功。同年冬，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法军得以调动更多兵力，全力进攻南圻。1861年（嗣德十四年）正月，法军攻破嘉定大屯及暂省，越军统帅阮知方受伤，嗣德帝改任阮伯仪为统帅。三月，定祥失守。五月，阮伯仪与法军议和，法方提出割地赔款要求，遭嗣德帝反对，法军遂于十一月攻取边和。嗣德帝再次起用阮知方代替阮伯仪，但局势已难以挽回。1862年（嗣德十五年）二月，法军攻取永隆，南圻东部濒临全部失守。与此同时，法国传教士潘勒林怂恿天主教徒谢文奉从香港返回北圻，谢文奉自称后黎朝后裔黎维奉，聚集数万人起事，并有法军人员参与指挥。面临后方动荡的局面，嗣德帝被迫派遣潘清简、林维浃与法国议和。
1862年6月5日（嗣德十五年五月九日），越南与法国、西班牙签订《壬戌和约》（即第一次西贡条约）。条约规定越南将南圻东部的嘉定、边和、定祥三省及昆仑岛割让给法国，并向法、西两国赔款400万银元，同时开放通商口岸、允许天主教自由传教、给予最惠国待遇。此举标志着越南被迫开放国门，并逐步沦为殖民地。
内外交困
阮朝与法国签订条约后，嗣德帝将阮知方从南圻前线召回，随即任命他为西北军次总统，令其即刻前往北圻，镇压当时日益扩大的、以谢文奉为首的叛乱势力。另一方面，嗣德帝对《壬戌和约》的内容，特别是割让领土和承认天主教传播的条款表示不满，并寻求赎回南圻三省。1863年（嗣德十六年）五月，他派遣潘清简、范富庶、魏克憻出使法国，直接与法皇拿破仑三世交涉。法国方面起初有条件同意归还三省，并与潘清简草签了新约，但随后反悔。至1865年（嗣德十八年）正月，法国正式接管了南圻三省，嗣德帝未能采取有效行动，只得接受这一结果。
1864年（嗣德十七年），《壬戌和约》的内容在越南公开，引发了广泛反响。在该年的科举考试中，多地考场出现抗议事件。应试士子们情绪激动，上书要求严厉处置天主教徒与外国人，主张对法作战，并指责潘清简等谈判官员通敌，要求予以惩处，否则拒绝参加考试。嗣德帝对带头者施以杖刑，并将若干未能有效安抚士子的地方督学官员罢免。与此同时，嗣德帝的堂弟阮福洪槢因不满条约的条款，上书请求领兵清除天主教徒，被嗣德帝斥为鲁莽而未获准许。此后，阮福洪槢计划起兵，意图清除负责对法交涉的官员并屠杀天主教徒，但未敢实际行动。至1864年十二月，计划泄露，阮福洪槢被处斩，改从母姓称武槢，同党阮文院被处极刑，多名卷入此事的宗室成员也被处死。根据法国传教士的记录，大部分官员对阮福洪槢持同情态度，支持嗣德帝的仅有少数主和派重臣。
经历一系列内外事件后，嗣德帝的健康状况受到严重影响。自1865年（嗣德十八年）起，他因身体原因连续八年未能亲自主持祭祀典礼。据其自述，当时政务繁重，作息失常，导致虚弱病症加重，出现头晕目眩、脚软腹滞等症状，以致无法亲祭和勤理政事。他因此开始考虑后事，为自己选址修建陵墓。负责督建陵墓的官员阮文质管理苛刻，使服役军民负担沉重，民间流传歌谣抱怨其劳役之苦。段征、段直兄弟鼓动修建陵墓的民夫和士兵攻打皇宫，企图弑君并改立阮福洪保之子丁导（阮福膺导）为帝。他们以禁军将领尊室菊为内应，于1866年（嗣德十九年）八月初八率千余人分三路攻入皇宫午门。侍卫胡威、阮盛等人进行抵抗，关闭内廷门户。段征等人占据太和殿，并试图扶立丁导，但其轿辇被胡威喝退。胡威继而质问叛军士兵是否甘愿从逆，导致叛军人心动摇，并趁机刺伤段直。随后援军赶到，平息了叛乱。事后，尊室菊自杀，段征、段直等十三人被处死，丁导及其家人亦被处绞刑。当时，法国停止了对北圻叛乱势力的援助，该地区局势逐渐稳定。阮知方在段征之变后不久班师回朝，曾劝谏停止修建陵墓并请求下诏罪己，但嗣德帝未接受下罪己诏的建议。此外，南圻的局面持续恶化。法国要求取得南圻西部的永隆、安江、河仙三省，并于1867年（嗣德二十年）七月出兵占领。负责该地区的经略大臣潘清简自杀，南圻至此全部被法国控制。
北圻乱局
嗣德帝接受清朝册封后，中国南方爆发了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大规模民变，导致中越之间的朝贡路线中断，两国正常交往受阻。随着清朝逐渐平定南方局势，嗣德帝于1868年（嗣德二十一年）重新派遣使节前往清朝。
与此同时，被清军击溃的两广地区民变武装大量涌入越南北圻边境各省及红河流域，占据地方，攻城掠地。主要势力包括“延陵国”首领吴鲲（又称吴亚终）及其分离出的黄崇英黄旗军、刘永福黑旗军、盘文二（盘文义）白旗军，此外还有苏国汉（苏四）、陆之平、李亚生等多股武装。越南北部驻军战斗力不足，南方部队又不适应北方环境，难以应对这些武装，总督段寿、副提督阮曰成等多位官员相继阵亡。
在恢复对清关系后，嗣德帝向清廷请求联合剿匪并获得同意。1869年（嗣德二十二年），广西提督冯子材率三十一营清军出镇南关进剿，平定了吴鲲势力。此后清军多次进入北圻协助剿匪，直至中法战争爆发。另一方面，阮朝于1867年（嗣德二十年）招抚刘永福，利用其力量对付其他武装。刘永福先后消灭白旗军并击败黄旗军，控制了红河上游的关税征收权，成为北圻最强势力。嗣德帝最初授予刘永福百户、千户等低级武职，1873年（嗣德二十六年）提升为保胜（今老街）防御使。
此外，阮朝于1870年（嗣德二十三年）任命黄佐炎为谅平宁太统督军务大臣，与清军及刘永福协同剿匪。1872年（嗣德二十五年）七月，又派阮知方再赴北圻，担任宣察董饬大臣，负责统筹指挥北圻剿匪事务。
在北圻匪患尚未平息之际，法国势力开始从南圻向北延伸。法国商人涂普义试图开辟经红河通往中国云南的航线，于1872年（嗣德二十五年）十月以协助清朝云南提督马如龙运输军火为由，率领悬挂中国龙旗的船队强行驶入红河，不顾越南当局反对穿越北圻抵达云南。1873年（嗣德二十六年），从云南返回河内的涂普义进一步提出航运要求，改挂法国国旗试图通过红河向云南运盐，遭到越南方面坚决阻止。
嗣德帝请求法属交趾支那（南圻）总督游悲黎介入调解，游悲黎借机派遣海军上尉安邺前往北圻，表面目的是召回涂普义，实际意图是迫使阮知方向法国开放北圻。在遭到阮知方拒绝后，安邺于同年九月三十日率领百余名武装人员攻占北圻首府河内，阮知方战败受伤后绝食身亡。十月，安邺在越南天主教徒配合下夺取海阳、宁平、南定等省，并与黄旗军建立联系。
刘永福得知消息后，率黑旗军驰援河内，在纸桥之战中击败法军并击毙安邺。法国派遣司法官霍道生前往顺化和北圻处理后续事宜，同意归还河内等城池。嗣德帝决定与法国妥协，命令刘永福停止军事行动。待法军撤离北圻后，于1874年（嗣德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与法国签订《甲戌和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条约规定越南开放北圻及红河通商，同时声明“大南国大皇帝行使自主之权，不臣属于任何国家”，但又规定越南若与他国建交需事先通报法国，法国有权协助平定内外动乱，并可派遣“钦使”常驻顺化。此举使得北圻门户大开，越南实际上成为法国的保护国。
此时最令嗣德帝困扰的并非法国，而是北部的文绅运动。《壬戌和约》签订后，天主教徒公开活动，越南国内非天主教民众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安邺入侵北圻期间，当地天主教徒群起响应，引起文绅阶层不满。安邺被击毙后，北部文绅开始大规模报复天主教徒，其中以乂安地区最为激烈。
1874年（嗣德二十七年）正月，乂安文绅在秀才陈瑨、邓如梅领导下，发起针对法国和天主教徒的行动，土匪武装陈光浣、张光首、阮辉琠也加入其中。他们攻占河静省城，导致大量天主教徒伤亡，声势迅速扩大。嗣德帝被迫请求外部援助，最终在法国海军支援下，于同年九月平息了这次文绅运动。
忧患而终
在与法国签订《甲戌和约》并平息北部的文绅运动后，黄旗军领袖黄崇英于1875年（嗣德二十八年）七月被清越联军俘获并处决，北圻局势暂时趋于平稳，但仍有若干零散匪帮持续活动。同年十月，海阳商政管理阮有度指出北圻面临三大难题：影响农业的堤防治理问题、导致匪患的流民问题，以及法国对红河通航及上游矿产开采的意图所引发的商贸问题。直至嗣德朝结束，这些根本问题未能得到解决，北圻的稳定秩序未能恢复，从而为法国介入北圻事务提供了条件。《甲戌和约》签订后，嗣德帝虽采取对法协调政策，但并未将本国视为法国的保护国，仍继续向中国朝贡，请求清军协助剿匪，并尝试拓展外交以牵制法国。法国初期对越南维持现状，至1880年（嗣德三十三年），法国决定对北圻采取积极政策，以落实其对越南的所谓保护权。1881年（嗣德三十四年）八至九月间，法国要求越南驱逐被指“违约阻商”的刘永福，否则将于次年对北圻用兵。嗣德帝下令驻守保胜的刘永福撤离红河商路区域，但未获响应。
1882年（嗣德三十五年）正月，法国派遣海军中校李威利率领五百名士兵远征北圻，意图消灭刘永福。河宁总督黄耀在河内进行抵抗，三月初八日，法军攻占河内，黄耀阵亡。此时法国因埃及局势牵制，命令李威利暂缓行动，李威利遂于五月将河内交还越南，但仍以黑旗军未撤离为由继续滞留北圻。同年三月，嗣德帝查阅北圻三宣地区的军力记录，显示兵力达七千五百余人，对此表示：“兵力数量如此之多，理应足够应对。问题在于未能尽心效力。有臣如此，实堪感慨。”李威利占领河内后，嗣德帝决定向清朝求援。清廷此前已关注法国在北圻的行动，在接到河内失守的消息后，随即以剿匪为名派军进入越南北圻各省，同时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展开谈判。嗣德帝对清军入境持欢迎态度，指示北圻官员妥善接待，并应李鸿章要求，派遣范慎遹、阮述前往天津参与谈判。然而，入越清军未产生显著作用，中法谈判也陷入停滞。
1883年（嗣德三十六年）二月，获得七百名援兵的李威利再次占领河内，并攻取南定省城。清朝官员唐景崧劝说刘永福出兵抗法，四月十三日，刘永福在河内纸桥之战中击毙李威利。法国决定采取报复行动，派遣海军少将孤拔率军进攻顺化。在法军抵达顺化之前，嗣德帝的健康状况已急剧恶化。自1883年四月下旬起，他深受背痈与噩梦困扰，曾梦见阮福洪保、丁导等人纠缠，为此在天姥寺举行法事，并邀洪保一名在世女儿出席。嗣德帝收养了三名侄子：膺禛（后来的育德帝）、膺豉（同庆帝）和膺登（建福帝）。其中膺登最为聪慧受宠，长子膺禛则表现平庸。但考虑到洪保事件的教训及当前时局艰难，嗣德帝最终决定传位于长子膺禛。六月十四日，他召见大臣陈践诚、阮文祥、尊室说，当面传达遗诏，指出膺禛虽经长期培养且名分已定，但略有眼疾且性情存在缺点，然而在国事艰难之际，仍需由年长之君继位。他指定陈践诚为辅政大臣，阮文祥、尊室说为同辅政大臣，并要求其庙号不得称“祖”。六月十六日，嗣德帝去世。其庙号初定为成祖（后由建福帝改为翼宗），谥号为继天亨运至诚达孝体健敦仁谦恭明略睿文英皇帝，安葬于谦陵。嗣德帝对后事的安排未能实现稳定时局的目的，在其去世后两年内，阮朝更替了五位皇帝，越南也完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为政举措
政治
完备典章
嗣德八年（1855年），阮朝完成了绍治年间开始编纂的《大南会典》。随后，嗣德帝下令对该法典的具体事例进行整理，并于嗣德二十一年（1868年）刊行《钦定大南会典事例》，此举标志着阮朝官僚体制的典章制度趋于完备。
整顿吏治
嗣德朝的政治状况主要表现为因循旧制，官僚机构规模庞大且职责重叠，各部门遇事常相互推诿，存在隐瞒实情、效率低下的问题。嗣德帝曾指出，重要事务交付众臣商议时，经常拖延不决，官员们多保持沉默或相互推诿，仅在私下小声交流，待被询问时则以困难为由回应，等待他人先提出意见后再附议，导致紧要事务有时终日甚至多日无法议定。与此同时，贪污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北圻地区的民间武装甚至公开以清除贪官污吏作为号召。面对这些吏治问题，嗣德帝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对百官进行训诫、下诏选拔贤才以及调整文书呈报流程，但并未能实施有效整顿。
体制改革
在法国势力进入越南后，嗣德帝对官僚体制进行了一定调整。他仿效清朝总理衙门，设立了负责对外通商与交涉事务的“商舶大臣”，以适应开放港口后的新局面。然而，该职位并未获得独立权限，仍需与原有的中枢机构机密院协同议事，由此形成了所谓“院舶体制”。尽管当时越南已有如阮长祚等人士提出学习西方、改革内政的建议，出使外国的潘清简、范富庶等官员也呼吁推行改革，嗣德帝并未完全排斥这些主张，但由于朝中守旧势力较强及财政资源有限，这些改革建议最终未能付诸实施。嗣德帝在位期间，未对政治体制进行更深层次的变革。
经济
财税改革
嗣德年间，阮朝财政状况紧张，特别是在经历法越战争并承担巨额赔款后，北圻地区又长期处于战乱，因此嗣德帝不得不设法开辟财政收入来源。战争结束后，他推出了允许囚犯以钱财赎罪以及士民通过捐纳获得官职的条例，并陆续解除多种矿产开采禁令以征收矿税，但效果有限。其中最重要的举措是在嗣德十八年（1865年）决定放开民间鸦片禁令，对鸦片征税，每年可征收三十万零二千二百贯。这一政策遭到潘清简、武仲平、阮知方、黄佐炎等众多大臣反对，慈裕太后也认为不妥，但嗣德帝除禁止士大夫阶层吸食鸦片外，仍坚持推行鸦片税。
嗣德二十八年（1875年），鉴于越南北部地区私田众多而税负较轻的情况，嗣德帝下令统一全国田赋税率，将南部实行的税制推行到河静省以北各省。此前北部私田上等田每亩征税二十六升、中等田二十升、下等田十三升，公田分别为八十升、五十六升、三十三升。新税制导致北部各省普遍不满，北宁布政使潘廷评曾请求收回成命，但未获批准。
对外贸易
在对外贸易方面，嗣德帝即位初期，停止了派遣官员前往广东采购的“如东”和前往南洋采购的“如西”制度，所需货物转由华商承办。开港通商后，嗣德帝逐渐恢复“如东”和“如西”的官方采办。至嗣德二十九年（1876年），他正式解除自阮朝建立以来实施的海禁政策，允许越南人出海经商。
军事
军事改革
嗣德年间，阮朝军事状况逐渐恶化，武器装备落后，士兵数量不足，士气普遍低落。在法越战争前，越南军队仍主要使用“棍枪”等冷兵器，每50人的队伍中仅有5人配备旧式鸟枪，且全年仅进行一次射击演习。民众普遍逃避兵役，例如南圻地区民众因生活较为富裕而不愿参军，有田产的家庭在得知征兵消息时常举家迁往邻境。面对法军时，越军普遍存在畏敌情绪，遭遇敌军即溃散。嗣德帝对此状况未能采取有效措施，甚至到嗣德三十四年（1881年）仍在重申与实际战况严重脱节的“象马阵法”操演规程。
法越战争结束后，嗣德帝尝试对越南军队进行近代化改造，特别注重引进蒸汽船技术。阮朝虽在明命年间制造过蒸汽船，但至此时已损毁失效。嗣德十六年（1863年），嗣德帝派遣黄文敞和黎文玫向法国人学习蒸汽船制造技术，三年后又派遣20名工匠前往法国在嘉定的造船厂学习。从嗣德十八年（1865年）至嗣德二十五年（1872年），越南陆续购入四艘蒸汽船，分别被赐名为“敏妥”、“顺捷”、“腾辉”与“远通”。嗣德二十九年（1876年），嗣德帝又从法国获得五艘蒸汽船作为赠礼，赐名“利载”、“利济”、“利达”、“利用”、“利泛”，并撰写《利船记》以资纪念。这些蒸汽船在嗣德年间主要用于清剿海盗，同时也承担前往广东、南洋等地的官方采办任务。
嗣德三十一年（1878年），嗣德帝在香港新闻日报上了解到强国之法包括造船、铸炮、学习外语和训练新军等内容后，决定推行相关改革，并优先推行“学话”即学习外国语言。在其统治末期，嗣德帝试图通过清朝派遣人员赴西方各国留学，并请清朝派遣专家赴越传授铸炮与造船技术，或安排越南人赴清朝学习。然而随着嗣德帝去世及法国控制顺化，这些军事改革计划均未能实现。
设山防衙
嗣德年间，越南北部地区匪患严重，阮朝官军无力清剿。除请求清军援助和招安黑旗军外，嗣德帝决定授予当地豪强军事权力。自嗣德二十八年（1875年）起，阮朝陆续在北部各省设立山防衙，任命出身当地的高级官员为山防使，令其组织屯田自卫。山防衙体制在改善匪患问题方面效果有限，但在咸宜元年（1885年）后的抗法勤王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化
弘扬儒学
嗣德帝是阮朝学识最为渊博的皇帝，勤于研读，其学问修养被视为阮朝历代皇帝之首。在位期间，他高度重视儒学，积极推动学术文化发展。为促进儒学与汉字在民间的普及，他在晚年亲自撰写了两部教学与学术著作：《嗣德圣制论语释义歌》与《嗣德圣制字学解义歌》。书籍编成时，因法国入侵，阮朝无暇刊印，直至成泰十年（1898年）才得以刻印颁行。这两部著作成为阮朝后期官方的标准汉越字典，其中的注音被采用为当时越南学界的标准音。
嗣德帝还注重向民间推广儒家伦理道德。在法越战争期间的嗣德十三年（1860年），他下令制定适用于皇族、官员、军营及乡饮酒礼、男女婚嫁的礼仪规范。受清朝宣讲圣谕活动的启发，嗣德帝于嗣德十五年（1862年）亲自制定《圣谕训迪十条》，内容涉及伦理、职业、节俭、风俗、教育、学习、守法等多个方面。当时阮朝已被迫解除天主教禁令，嗣德帝为防范民众转而信奉天主教，下令各村社乡绅宣讲这些训条，并根据感化效果给予奖赏，以抵制天主教传播。嗣德二十四年（1870年），又将《训迪十条演义歌》翻译成喃字以便民间理解，次年六月刊行，要求上至皇室百官、下至各村村民均需持有。嗣德帝原计划大规模宣讲，但考虑到天主教已解禁，最终仅下令收藏此书。
修编书籍
嗣德帝热衷于典籍编纂，其在位期间修成的最著名史书为《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该书的编修工作自嗣德九年（1856年）开始，至嗣德三十四年（1881年）完成。编纂过程中，嗣德帝亲自参与，效仿乾隆皇帝的做法加以批注，除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认定与评价外，还主导制定凡例并为全书划分历史阶段。此外，嗣德年间还组织编修了《钦定大宝鉴》《钦定字典分类》《大南文苑》《大越文选》《熙朝文选》《大南一统志》等多种典籍，但多数未能在其任内完成或刊行。
整顿教育
嗣德帝在科举考试中增设雅士科与吉士科，以选拔有文才者入仕。法越战争后，他认为国子监教学因战事受到影响，不利于人才培养，于是下令选拔学行兼备者担任国子监教师，淘汰怠惰者，增补品学兼优的生员。针对当时富人通过行贿考官以通过“课试”的风气，嗣德帝于嗣德三十年（1877年）申明并严格执行“士子考课法”，以整顿考纪。
对天主教
阮朝自明命帝以来，将天主教视为邪教并严加禁止，嗣德帝延续了这一政策。他认为天主教教理不合伦理，加之宗室阮福洪保曾与天主教徒往来，因此在位初期进一步加强禁教，处死多名传教士，此举成为法越战争的诱因之一，部分天主教徒转而协助法军。《壬戌和约》签订后，天主教禁令解除，教徒可公开活动，但与普通民众的冲突日益加剧，至嗣德二十七年（1874年）引发了反洋教的“文绅运动”。镇压该运动后，嗣德帝允许将“良民”改称“平民”，将“道民”、“莠民”改称“教民”，标榜一视同仁，致力于调解双方纠纷，彻底改变了此前对天主教的政治立场。
外交
对中国
嗣德帝在位期间，越南阮朝继续维持与中国清朝的宗藩关系。即位后，他按照惯例派遣刑部右参知裴樻等人前往北京，报告前任皇帝去世的消息并请求册封，同时计划北上河内完成册封仪式。1848年，阮朝官员阮登楷和尊室弼提出向清朝请求允许国号世袭、停止册封，或将册封仪式移至首都顺化举行，但嗣德帝未同意。阮登楷再次上奏，列举理由：河内是前朝“安南”的旧都，阮朝与“安南”不同，因此不适合在河内举行仪式；顺化距离河内太远，长途出行可能存在风险；取消北巡可以节省开支并减轻民众负担。阮登楷预计清朝会同意，并认为如果清朝因路途困难而允许阮朝永久继承国号并停止册封，将有助于提升国家尊严和民生利益。嗣德帝最终采纳了在顺化册封的建议，以河内宫殿年久失修以及自己年轻、国家局势不稳定不敢离开国都为由，向清朝请求在顺化举行册封。清朝道光帝批准了这一请求，嗣德帝得知后表示满意，认为这符合外交原则并有利于国家体面，于是对使臣裴樻等人晋升官阶并给予丰厚赏赐。1849年七月，嗣德帝在顺化接受清朝册封为“越南国王”。1850年3月，嗣德帝获悉道光帝去世的消息后，下令停止朝会五日，这是阮朝历史上唯一一次主动为清朝皇帝举行哀悼。
嗣德五年（1852年），又到了越南向清朝进贡的周期，嗣德帝派遣范芝香等人出使。由于当时清朝正发生太平天国起义，这个使团被迫滞留了三年才得以返回越南，此后中越之间的朝贡关系中断了十多年。到了嗣德十三年（1860年），嗣德帝准备再次派遣黄善长等人前往北京朝贡，但清朝以广东、广西两地局势尚未平定为理由拒绝了这次朝贡。直到嗣德二十一年（1868年），以黎峻为首的越南使团才成功进入镇南关，恢复了与清朝的朝贡关系。嗣德二十七年（1874年），越南与法国签订了《甲戌和约》，该条约在强调越南拥有自主权的同时，也规定越南此前与任何外国的交往关系都应维持原状。因此，尽管法国方面对此提出异议，嗣德帝仍然坚持每四年向中国朝贡一次，这一制度持续到他去世。
除了维持朝贡关系，嗣德帝在位期间还多次向清朝请求派遣军队协助剿灭匪患。虽然中国境内的土匪和叛乱势力流入越南的现象早已存在，但在嗣德帝时期变得尤为严重。阮朝官方军队应对不力，因此嗣德帝频繁向清廷寻求援助。
嗣德二十一年（1868年），在恢复朝贡的同时，嗣德帝指令使臣向广西巡抚苏凤文递交公文，请求清军协助剿匪。清廷批准后，于嗣德二十二年（1869年）派遣广西提督冯子材率领三十一营士兵出镇南关，用了一年多时间平定了以吴鲲为首的“延陵国”势力。吴鲲的余部黄崇英及其率领的黄旗军继续在北圻地区活动，嗣德帝再次向清朝求援。清军随后于嗣德二十四年（1871年）和嗣德二十八年（1875年）两次出关围剿黄旗军，最终俘获并处死了黄崇英。
嗣德三十一年（1878年），清朝将领李扬才自称是越南李朝皇室后裔，率部进入越南，声称要索回“祖业”。为此，嗣德帝亲自撰写了呈递给清朝皇帝和皇太后的紧急奏文。次年，冯子材奉命率军出关，剿灭了李扬才。此后，以陆之平、李亚生、覃四娣为首的中国匪帮仍在北圻地区活动，清军应阮朝之邀，于嗣德三十四年（1881年）底再次出关剿匪。此后清军便驻扎在北圻，直至中法战争爆发。
嗣德帝并非愿意清军长期在越南北部行动，但由于其手下大臣和军队能力不足，他对此感到无奈，并曾批评负责剿匪的官员黄佐炎和尊室说，称之所以不得不远求清兵，是因为他们行动迟缓、未能齐心协力肃清匪患。除了直接请求清军援助，嗣德帝还采取了招安并利用刘永福的武装来对付其他匪帮的策略。
嗣德帝长期将对清朝的关系限定于朝贡与协助剿匪的范畴，无意让清朝介入越南与法国之间的事务。他认为，清朝作为宗主国自身尚不能实现富强，因此难以在其他方面提供有效支持。基于此，即便在为赎回南圻（交趾支那）而深感困扰之时，他也没有向清朝请求援助，甚至未曾将此事通报清廷。
清朝方面是在处理天津教案期间，委派广西太平知府徐延旭调查越南情况时，才得知越南已将南圻割让给法国。而嗣德帝本人直至嗣德三十一年（1878年）上奏请求清廷协助剿灭李扬才时，才在奏折中提及南圻失陷一事。
在法国首次入侵北圻并签订《甲戌和约》后，嗣德帝同样未及时向清廷报告。虽然法国方面将此事通知了清廷，但当时清朝自身面临诸多困难，除声明越南原为中国属国（此表述被法方误译为“越南曾经是中国属国”）并继续协助越南剿匪外，未采取其他实质行动。
嗣德三十四年（1881年），法国宣布将落实对越南的保护权并再次派兵北圻，阮朝此时开始出现联合清朝抵抗法国的意向。朝臣们注意到清朝正就琉球问题与日本交涉，因此判断清朝同样会为维护越南这一藩属国而与法国进行外交周旋。与此同时，清朝通过驻法公使曾纪泽获悉法国对北圻的图谋，认为越南积弱已久，但作为中国藩篱不可置之不理，从而开始重视越南局势。清廷随后派遣轮船招商局广州分局道员唐廷庚前往越南与嗣德帝接洽。同年十二月，唐廷庚抵达顺化，嗣德帝以“避免引起外国猜疑”为由未亲自接见，改由协办大学士阮文祥出面，并向唐廷庚提出三项请求：允许越南派遣使节常驻北京以便与各国联络、请清朝协助越南向各国遣使、由清朝保护刘永福势力。次年春季，法军将领李威利率军入侵北圻，嗣德帝多次向唐廷庚及两广总督曾国荃紧急求援。清廷决定以剿匪为名派军进驻北圻各省，同时命令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进行谈判，双方商定以红河为界划分中法在北圻的势力范围。嗣德三十六年（1883年），应李鸿章邀请，嗣德帝派遣范慎遹、阮述前往天津参与谈判，并向清朝提出三项新的请求：协助越南学习西方技术以图自强、帮助越南与西方国家订立条约以牵制法国、派清军驻守顺化以防御法军进攻。
对法国
嗣德帝的对法政策第一阶段从即位到嗣德十五年（1862）。在此期间，他比前代更加严格地执行锁国和禁教政策，多名传教士被杀害。嗣德九年（1856），法皇拿破仑三世派遣的孟狄纳累使团来到沱灢，提出建交、通商和传教的要求，但被拒绝；使团在开炮后离开。随后，嗣德帝加紧捕杀传教士，包括西班牙传教士被杀害。法国和西班牙因此联合于嗣德十一年（1858）入侵越南，引发了长达四年的法越战争。法军攻击顺化未成功，转而南下夺取南圻重镇嘉定。嗣德帝命令百官密奏筹洋方略，意见大致分为四派：固守议和派、和守相机而动派、主和派和主战派。嗣德帝赞同固守议和派的主张，因此两次与法国进行和谈，但均告破裂，南圻四省也相继被占领。嗣德十五年（1862）五月，嗣德帝派遣潘清简和林维浃前往嘉定议和。起初，嗣德帝有意模仿清朝在鸦片战争中赎回广州的做法来赎回南圻，并坚持土地不可割让、天主教不可公开传播。然而，潘清简等人最终签订了《壬戌和约》（第一次西贡条约），规定越南向法国和西班牙赔偿400万银元、开放沱灢、巴叻和广安三港，割让嘉定、边和、定祥三省给法国，并允许天主教自由传教。
第二阶段从嗣德十五年（1862）至嗣德二十六年（1873）。此阶段嗣德帝的对法外交主要聚焦于收回南圻的问题。他派遣潘清简前往巴黎与法国政府直接交涉，法国方面同意有条件归还南圻三省，并派驻暹罗领事何巴理前往顺化商讨新约。然而，由于双方对新约条款均不满意，谈判最终未能达成协议。除直接谈判外，嗣德帝也采取了暗中支持南圻抗法势力的策略，例如在廷臣建议告诫抗法领袖张定勿轻举妄动时，他未予采纳；在法国要求抓捕抗法领袖武维扬时，他下令予以暗中庇护。此外，他还采纳机密院的建议，试图通过各国报纸传播南圻民众抗法的消息，以向法国施加舆论压力。这些举措均未能阻止法国的行动，法国于嗣德二十年（1867）进占南圻西部的永隆、安江与河仙三省，南圻经略大臣潘清简自杀，南圻至此全部被法国占领。嗣德二十三年（1870），得知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及拿破仑三世被俘后，嗣德帝认为存在机会，便指示商舶大臣修书交趾支那总督，一方面表示吊慰，另一方面劝说其归还南圻并回救本国。总督仅对吊慰表示感谢，未有其他回应。此后，由于北圻遭遇清匪入侵，阮朝朝廷无暇进一步处理南圻问题。
第三阶段自嗣德二十六年（1873）至嗣德三十四年（1881）。此阶段初期，因法国商人涂普义试图通过红河进入云南，嗣德帝一方面派遣陈廷肃、阮仲合前往北圻进行交涉，另一方面派遣黎峻、阮文祥前往南圻，请求交趾支那总督游悲黎进行调停。游悲黎借此机会介入北圻事务，派遣海军上尉安邺以北圻调停为名采取军事行动，但安邺后被刘永福所部击杀，此次事件被称为北圻变故。嗣德帝评估形势后，决定撤回黑旗军并与法国妥协。法国随后派遣交趾支那司法官霍道生前往顺化及北圻处理后续事宜，并同意归还原由安邺占据的河内城池。嗣德二十七年（1874），黎峻、阮文祥在嘉定与游悲黎签订了《甲戌和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同年六月又缔结了《越法商约》。这些条约规定越南需开放北圻及红河，进一步扩大法国商业权益，并在与外国缔结条约前须告知法国，同时法国可派遣办理公使常驻顺化，这些条款使越南在事实上处于法国的保护国地位。此后，嗣德帝采取对法协调政策，在法国海军援助下镇压了乂安的文绅运动，并自法国获得枪炮弹药与蒸汽船等物资，还在法国指导下建立了海关及港口管理制度。此外，他派遣阮增阭、阮诚意出使法国并参加1878年巴黎世博会。另一方面，嗣德帝试图与暹罗及其他欧美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以拓展外交空间的努力，因法国的阻挠而未成功。
嗣德帝在位初期至嗣德十五年（1862）期间，其对法政策表现为较前代更为严格的锁国与禁教措施，期间有多名传教士被处死。嗣德九年（1856），法皇拿破仑三世派遣的孟狄纳累使团抵达沱灢，提出建交、通商及传教等要求，未获越南方面同意，该使团在开炮示威后撤离。此后，嗣德帝进一步加强对传教士的搜捕与处决，其中包括西班牙籍传教士。作为回应，法国与西班牙联合于嗣德十一年（1858）出兵越南，引发历时四年的法越战争。法军进攻顺化未果，转而攻占南圻要地嘉定。面对此局势，嗣德帝令百官密奏应对策略，所提意见主要分为固守议和、和守相机、主和及主战四类。嗣德帝采纳固守议和主张，两次与法国进行和谈，然皆未成功，南圻四省在此期间陆续被法方占领。至嗣德十五年（1862）五月，嗣德帝派遣潘清简与林维浃赴嘉定议和。起初嗣德帝意图效仿清朝在鸦片战争后赎回广州之例赎回南圻，并坚持不割让土地、不公开允许天主教传播。然而，最终潘清简等人与法方签订了《壬戌和约》（即第一次西贡条约），其中规定越南向法国与西班牙赔偿银元400万元，开放沱灢、巴叻、广安三处港口，割让嘉定、边和、定祥三省予法国，并准许天主教自由传教。
对柬埔寨
柬埔寨在明命年间曾是阮朝领土，至绍治年间转为阮朝属国，同时亦向暹罗称臣，约定每三年朝贡一次。嗣德四年（1851）、七年（1854）及十年（1857），柬埔寨按期朝贡。嗣德帝应其请求归还了佛经等战利品，但未同意归还乌门、七山、巴川及坚江等地。嗣德帝派遣曾参与对柬作战的阮知方驻守南圻，并意图使柬埔寨保持对阮朝的尊重。嗣德十二年（1859），柬埔寨国王安东派遣使节前来庆贺慈裕太后五十寿辰。阮知方建议赏赐柬埔寨王母以维系友好关系，但未获嗣德帝同意。次年，柬埔寨以追捕占族叛乱首领为由进入南圻地区，并与法国方面有所接触。此后安东去世，柬埔寨出现内部动荡，其对南圻的边境活动仍未停止。法越战争期间，法国曾提出柬埔寨不再向越南朝贡作为议和条件。廷臣表示反对，但嗣德帝认为若法国坚持此项，可予接受，惟需法国确保柬埔寨不再进犯越南。此项条款最终未列入《壬戌和约》。至嗣德十六年（1863），法国使柬埔寨成为其保护国，越南与柬埔寨之间的宗藩关系随之结束。此后，阮朝仅余西原地区的水舍、火舍等属国。
对暹罗
越南与暹罗在明命时期因争夺老挝与柬埔寨的控制权而导致关系紧张。法越战争结束后，嗣德帝有意恢复与暹罗的外交关系，但希望由暹罗方面首先提出请求。至嗣德三十一年（1878），暹罗借送还越南镇宁府官员之机致书阮朝，提议恢复双边友好关系。嗣德帝随即派遣阮协出使暹罗进行回访。此后，暹罗计划派遣使节赴越答谢，但因法国方面阻挠未能成行，最终通过雇佣法国人员将礼品转交嗣德帝，嗣德帝则通过书面形式予以回复。
对其他西方国家
嗣德帝在位初期对西方国家均采取排斥政策。嗣德三年（1850），美国船只抵达沱灢请求通商，遭到拒绝。法越战争后，嗣德帝开始考虑与更多西方国家建立关系以应对法国。例如，嗣德二十五年（1872），德国驻香港领事提出与越南修好，嗣德帝随即派遣阮政前往香港回应，并将所购的德国蒸汽船命名为“远通”以表达与外交往的意愿。然而，德国当时的政策是与法国在东方事务上协调，因此并未与越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两年后签订的《甲戌和约》规定，越南与其他国家缔约需事先通知法国，此举制约了越南的外交自主权。此后，越南仅在嗣德三十二年（1879）与西班牙签订了一项商约，而西班牙在法国影响下，仅由其驻华公使兼任驻越公使。嗣德帝后期曾尝试通过清朝与西方国家建立联系，但这一努力未能取得结果。
主要作品
阮福时一生编有多卷本御制诗集，据说著有4000篇汉诗文，保存下来约100篇喃字文章及800余篇汉诗文。除此之外，他还亲自将汉文典籍翻译为喃字刊行，如《嗣德圣制字学解义歌》《论语演音》等。嗣德帝特别重视历史，曾在其诗集序言中说"生乎千百年之后，而能知乎千百年之前，非籍有史何以哉，故世世君臣士女不可以不读史"，因此他不仅命人编撰《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述自上古以迄后黎之事，还以越南历朝历代的风云人物为吟咏对象，作了两百多首咏史诗，并结集为《御制越史总咏》。
轶事典故
自幼聪颖
嗣德帝在刚学会说话时，便经常手握炭块在墙壁上涂画。有人见到后询问其行为，他回答是在写“状”字，即状元的状。有一次，绍治帝命诸子解释自己名字的含义，嗣德帝根据所学训诂知识回答：“洪意为重大，任意为负荷。”绍治帝听后问道：“重负者何？樵薪耶？”
诗歌外交
嗣德帝热衷于诗歌创作。据记载，他在处理政务之余常进行诗文写作，下笔迅速，无需长时间斟酌。他曾下令各地选拔通晓诗文的女子入宫担任教习，以便后宫女性能够参与其诗歌创作活动。此外，他还将作诗纳入治国理政的范畴：遇久旱降雨时创作与降雨相关的诗作，期待战事胜利时写作望捷诗，并向议政大臣、出使人员及作战将士赐诗以示勉励。在外交场合，嗣德帝亦运用诗歌进行交流，如嗣德三十五年（1882年）正月曾作诗赞誉李鸿章，委托唐廷庚转交，诗中提及“天相中朝寿老成”“愿借东风达远情”等内容。李鸿章的回复诗则包含“山河表里本天成”“寄语贤王建树宏”等语句，并提及“及时自强、归诚天朝、误订法约”之意。
好读史书
嗣德帝注重研读史籍，对中国历史较为熟悉。据记载，他在阅读《明史》时注意到松江府曾有人为魏忠贤修建德馨祠，遂下令将宫中表德殿的德馨楼更名为明德楼。他在训谕中常引用中国历史人物为例，要求文臣参照赵广汉、诸葛亮、裴度等人的行为，武将效法赵充国、冯奉世、郭子仪、李光弼、曹彬等人，宗室则学习汉代东平王刘苍、宋代濮王赵允让等先例，其本人亦以汉文帝、宋仁宗为参照。在法越战争结束后，嗣德帝曾印制《唐书》中李泌、裴度、李绛三位中兴名臣的传记，分发予一品至四品官员，每三十人一册，要求群臣研习。此外，他还两次将乾隆御批的《通鉴》下发至全国各学堂，令士子学习。除中国史外，嗣德帝也关注本国历史。他对当时士子多熟悉中国史而疏于越南史的状况有所留意，因此下令编修《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并亲自进行批注，同时编纂刊行《越史总咏集》。不过总体而言，在其训谕与著述中，对中国史的引用仍占主要部分。
欲开世博
嗣德十九年（1866），法国举办万国博览会（越南称“斗巧场”），并邀请越南参与。嗣德帝由此提出本国亦筹办类似博览会的设想，向大臣征询意见，询问若由越南开设展场，汇集各国展示技艺，是否具有实际效益。大臣回复指出，西方各国以擅长机械技巧著称，且有意向东扩展，若由越南主动招请，恐将导致多国同时前来，可能引发不便。嗣德帝最终采纳了该建议。
拒入宗庙
在嗣德年间，法国完成了对南圻全境的吞并。嗣德帝曾有意赎回该地区，但未能实现。随着《甲戌和约》的签订，越南在法律上承认了法国对南圻的占领。嗣德二十九年（1876），嗣德帝以“故有疆域未能恢复”为由颁布罪己诏，其中表示，若自己未能实现此志而离世，即便臣民不忍指斥，也应依例将其别置，不祔入世室，不追加尊谥，以此作为君主有过失的警示，并使自己能与臣民共同承担此责。该诏书本拟布告天下，经群臣劝谏后未予公开。
议改国号
嗣德三十一年（1878年），嗣德帝计划将国号从“大南”更改为“大兴”或“大化”。机密院大臣对此提出看法，认为“兴”字含义虽好，但与实际情况不尽相符；“化”字则既涵盖根本，又符合越南语音，被认为较为合适。然而，考虑到当时局势多变，人心易生动摇，若仓促更改国号，恐引发民间无端猜测与谣言，届时将难以遏制。因此，他们建议待局势平稳后再行实施。嗣德帝采纳了这一建议，最终未更改国号。
嗣德与鹤
据传，清朝皇帝曾向嗣德帝赠送一只仙鹤，嗣德帝对其颇为珍视，并在其颈上悬挂标有“天子鹤”字样的标识。后该鹤从御花园走失，进入一处民宅，被民户所饲养的犬只咬死。嗣德帝因此下令对民宅主人处以死刑。御史范丹桂遂作诗劝谏，诗中指出：鹤不能言语，犬不识字；鹤闯入民宅，犬系守护主家；禽兽相斗，与人无关。若犬因吠鹤致死需归罪于主人，那么若鹤啄死犬，又该依何律法定罪。嗣德帝听后接受劝谏，随后赦免了该民宅主人。
人物关系
参考资料
嗣德陵
嗣德陵建于1864年,费时3年修建完成。其外有高耸的石墙围绕,内部庭院叠套,还建有假山、莲花池、水榭、小桥、禁宫、戏台、书房、祭室等建筑，供嗣德生前在这里读书、休息、游乐。
影视形象
人物评价
朕寡默，效汉文、宋仁尤可及，至如唐太，多言朕所难效。予尝谓历代帝王贤庸不少，若以功名言，则汉文不及唐太；若以德性言，则唐太远不及汉文，此亦天赋，非可强而能。予非敢薄唐太，但窃愿效汉文耳。故事事务寔，孜孜以养民固本为念，日夕决几判事，目览手批，不遗余力，虽亦不免有声色禽货之娱，仍亦不过寻常消遣，不计有无，寔不敢毫有病民妨政。然而企而未能，盖由余德不足以化俗，才不足以作人，志大而识寡，求重而应轻。况朕孱弱，宽慈易欺。（阮福时 评）
阮朝官方评价：帝聪明仁孝，爱民好士，兢兢业业，励精政事，三十六年常如一日。即位之初，郊祭必亲，十余年后，积忧成病，每命恭代，然犹勉行初献礼或先自瞻拜，心常歉然如不祭也。事皇太后，笃恭子道，每日一朝至恭，则整躬屏气，长跪请安。既又谈论书史或古今人物事迹，或漏下四五刻未尝少懈。万机之暇，多作诗文，落笔成章，不假思索，汪洋浩瀚，滔滔不竭，其评说辨难，皆足以剖析疑惑，垂示劝惩。尝厌士习卑陋，拘于故套，屡更试法，申定教条，正科之外，又开宏词科、雅士科、淹博科，士有一艺一能，奖拔简眷尤至。由是萤窗芸案，争自濯磨，文章为之一变焉。临朝拱默，不言人过失。士夫有罪，多宽假之，重者亦但严禁俟审，不轻置之刑。尤勤恤民隐，暑雨农功，辰辰咨问，蠲租减税，无岁无之。自法人之来也，三四年间，国贫于师，加以北边连兵，劳费事机，遂龃龉焉。迨和议定，连失南境，每遣使求赎地，而未之遂，居尝不乐，尝曰：“故疆未复，朕他日不敢入世室。”悲惋形于言语，至于如此。于是设山防、设海防，置管田、置屯田，又立平准、开商政，孜孜汲汲，欲致富强，而奉行之下，未有以称塞者。宫中无他好，辰出弋游，或三五日一命驾，群臣多以为言，帝亦自咎。然忧病烦郁，非此不舒，故借以遣怀，而机务亦未尝稍懈废也。呜呼！以帝之天资圣学，好文守成，使当隆运，成康、文景何足云乎？（《大南寔录》 评）
观其大概，官不成官，民不成民，则其君可知也，实不足以立国，一目洞然，不必穷诘。（清朝官员唐景崧 评）
该国王虽近耄荒，而于时势大局似尚明晓。（清朝官员李鸿章 评）
我们看到翼宗的真像如此，可知他并非一个肥硕魁梧之人，也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是一个凶残暴虐的帝王。只因他是在一个艰难困苦的时代当政的皇帝，那时国内多事，而辅佐他的人，虽然有清廉如张登桂、武仲平，忠烈如潘清简、阮知方、黄耀者，但这些人都是旧式人物，不谙晓新的时势。况且当时国势太弱，纵有改革维新之想，也来不及了，所以诸事全都搞糟了。皇帝并非不想有所改革。只因皇帝居于深宫内殿，对时事不能详知，惟以各官为耳目，而各官知之者少，不知者多。无论如何翼宗也难于摆脱他对国家所犯下的错误，然而更准确地来看，则知当时廷臣的过错，亦可谓不小。（越南右翼学者陈仲金 评）
嗣德皇帝对人民愤激的舆论却充耳不闻，举棋不定。实质上已经做了投降的准备，就是说与敌人（指法国）签订和约。他们（指嗣德帝为首的阮朝皇室）企图与外来的侵略者勾结起来镇压国内的敌人，但结果适得其反，国内敌人并没有被镇压倒，反而使外来的侵略者有隙可乘，插手干涉，终于酿成亡国惨祸。历史将世世代代地谴责他们。（越南左翼学者陈辉燎 评）
这位饱读圣贤书的皇帝，曾企图通过谈判、外交手段、公论来说服侵略者退还占领地。可惜，他过于自信，相信良好的信念是中外如一的，结果谈判惹来更大的损失，他显然未学会谈判的最高原则“见好就收”的策略。如果他愿意接受潘清简与何巴理草签的《续约》，越、法关系便可改写，也许东亚历史的发展又可能是另一面相。嗣德帝并不是昏庸无知的统治者，他是一位好学而有强烈自信的皇帝。在这大时代的转变当中，弱势的东亚传统政权，正一波接一波的面对入侵与现代化的压力。嗣德帝企图适应，接受考验，并努力学习，为了保卫祖宗留下的国家与人民，当然还会付出更多更大的代价。（中国台湾学者郑永常 评）
嗣德帝作为王朝的君主，学识渊博，笃信儒教。他一方面坚持正统性，一方面缺乏必要的顺应性，可以说是这种双重特性的象征。他不仅是象征，而且还对这个国家未来历史所产生的后果负有首要责任。（日本学者坪井善明 评）
阮福时帝相貌儒雅，倡行节俭，性情和善，待母甚孝。性好学，书法工整，继位时年方十九，但已博古通今，颇有学问，可以说是阮朝最为博学的一位君主。（严明 评）
自从辛亥年后，洋人来犯、与我惹事/可是皇上朝廷，冥顽不化、自以为是/今我国亡家残，也因这些、昏君庸官。（胡志明 评）
参考资料
Tự Đức - Nguyễn Phúc Hồng Nhậm.nguoikesu.2025-11-01
平西大元帅.豆瓣电影.2024-06-09
凤扣.豆瓣电影.2024-06-09
Lịch sử nước ta.Thivien.2025-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