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懋庸（1911年1月15日-1977年2月7日），原名徐茂荣，浙江上虞下管人。早年参加大革命运动。后到上海，与鲁迅相识。1933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常委、宣传部长、书记。1938年赴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教科长，晋鲁冀鲁豫边区文联主任、冀察热辽联大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中南文化部副部长、教育部副部长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著有《徐懋庸杂文集》、《徐懋庸回忆录》等。
人物生平
民国10年（1921年）小学毕业后，因家贫辍学，随父去山区贩卖和修理纱筛。民国11年后教了四年小学。民国15年参加第一次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虞县国民党党部宣传部任干事，负责编辑党报《南针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坚持编辑散发地下刊物《石榴报》，被国民党政府通缉，逃亡上海，考入半工半读的劳动大学。民国19年结束，回到浙江临海县回浦中学任教，到民国21年底。其间在上海《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从日文翻译的印度爱国女诗人奈都夫人的文章，从法文翻译了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
民国22年初到上海，将《托尔斯泰传》书稿交华通书局出版。这年夏天，开始向“左联”支持的《申报》副刊《自由谈》投稿，受到《自由谈》编者黎烈文的重视，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者，并因此同鲁迅相识。他多年来读鲁迅的作品，其杂文的风格、笔法与鲁迅有些相似，以至有些人以为“徐懋庸”是鲁迅的新笔名，并以“杂文家”出了名。
9月，翻译的《托尔斯泰传》由上海华通书局出版后，他寄了一本给鲁迅，并提出书中两个用拉丁字拼音的日本人名的汉字写法。鲁迅收到后，当夜作复，对他没有问到的人名，也给了指示。过了两天，鲁迅又相继给他两封信，更正前一信中答复的一个错误，并指出一句译文中的错误。此后，他经常与鲁迅先生通信，请教一些问题，直到“左联”解散为止。同年出版传记著作《罗斯福》、《甘地》（均由上海新生命中书局出版）。
民国23年上半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夏天，编辑了三、四期《新秋语》半月刊。秋天，参加“左联”常委工作，并负责同鲁迅联手。民国24年春天，任“左联”常委、秘书长，同年出版杂文集《打杂集》（生活书店）、《徐懋庸小品文选》（天马书店）、传记《萧伯纳》（天明书店）。民国25年8月1日因左联解散及两个口号论争问题，写信给鲁迅，表示了自己的看法。鲁迅接到信后，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同年出版杂文集《街头文谈》（光明书店）、文艺理论著作《文艺思潮小史》（开明书店）、《怎样从事文艺修养》（三江书店）。民国26年由上海千秋出版社出版杂文集《不惊人集》。1935年至1936年先后出版译作《伊特勒共和国》（中篇小说，俄国拉甫莱涅夫著，生活书店）、《小鬼》（小说，苏联梭罗左勃著，生活书店）、《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苏联革命史，苏联巴比塞著，上海大陆书社）。
民国27年到延安，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历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政教科长、晋冀鲁豫边区文联主任，主编《华北文化》。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冀察热辽联合大学副校长、第四野战军南大工作团第三团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中南文化部与教育部的副部长。50年代初出版《鲁迅——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中南人民出版社，1951年）、《工人阶级与共产党》（中南人民出版社，1952年）等著作。1956年至1957年间写杂文100多篇，结集为杂文集《打杂新集》。1957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改正。1957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1963年出版译作《辩证理性批判》（法国萨特尔原著，商务印书馆）、《人的远景》（法国加罗幕原著，三联书店出版）等著作。1977年病逝于南京。
争论
徐懋庸在左翼作家联盟时，于1936年8月就“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等问题，写信给鲁迅。鲁迅接信后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驳斥了徐懋庸。为要弄清是非，徐懋庸于1938年3月到达延安。5月中旬之末，徐懋庸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请求接见。毛泽东第二天就复信徐懋庸，说愿意同他一谈，末尾说，不要急，问题总可以弄清楚，前途是光明的。又过了一天，毛泽东派秘书和培元、华民来找徐懋庸，一般地了解了“左联”的情况。
毛泽东的秘书华民来把徐懋庸带到北门内凤凰山麓毛泽东住的窑洞里。毛泽东刚刚午睡起床，披了一件旧棉袄，让徐懋庸隔着办公桌，和他对面而坐。毛泽东让徐懋庸吸烟，徐说不会吸，毛泽东笑笑说：“搞文艺的人不吸烟的可不多嘛。”然后说：“现在就谈谈吧。”徐懋庸先简单地讲了自己的履历，然后把他所知道的“左联”的情况，“左联”解散的过程，两个口号的争论，他给鲁迅的信，鲁迅的那篇驳斥他的文章，以及事后上海的舆论对他的态度，他来延安要求弄清是非的决心，详细谈了一下。大概讲了一个半钟头。毛泽东十分认真地听着。毛泽东把徐懋庸的话全部听完以后，就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谈了以下内容：
“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的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们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
“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
“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
参考资料
徐懋庸（1911～1977）.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2022-07-25